政府环境审计与公司绿色治理

公司是践行绿色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如何依靠外部监管压力驱使公司提升绿色治理水平是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以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政府环境审计对公司绿色治理的影响。政府环境审计对公司绿色治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环境审计通过地方政府强化环境规制执行而提升公司绿色治理水平;高管团队异质性程度越高,政府环境审计对公司绿色治理的促进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官员任期较短地区、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样本中,政府环境审计对公司绿色治理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面向雾霾治理的政府环境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随着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逐步在地方政府展开,政府环境责任审计已经被纳入国家制度层面。面向雾霾治理这一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工作,本文以地方人民政府作为多元一体化审计对象,以政府环境决策责任、执行责任、管理责任与监督责任审计为主要审计内容,引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演绎雾霾治理压力、状态与响应的全过程政府环境责任审计评价框架,并构建基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预算配置、政策实施、能源结构等雾霾治理压力的8个审计评价指标,基于空气质量改进效果与大气环境治理水平等雾霾治理状态的7个审计评价指标,基于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保护项目、环境保护资金、环境保护监督等雾霾治理响应的21个审计评价指标,以期为政府环境审计提供实践参考。

政府环境规制影响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

文章选取2007-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融资成本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以下研究结论:政府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对其中的作用机理检验发现,政府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水平,进而抑制了债务融资成本;基于市场化进程差异考察发现,在市场化进程高时,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文章研究从政府环境监管角度为企业融资决策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结论对于强化政府环境监管、提高企业融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环境审计、媒体监督与环境污染

政府环境审计契合新发展理念,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监督机制。本文基于我国省级地方政府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政府环境审计、媒体监督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审计与环境污染呈显著负相关,表明政府环境审计能够显著促进环境改善;媒体监督与环境污染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媒体监督对于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媒体监督在政府环境审计促进环境改善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媒体监督力度越大,越能够推动政府环境审计的作用发挥;政府环境审计的作用在财政压力较小、审计问责力度较大与法制环境较差的地区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加强政府环境审计力度、助推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强化环境审计结果运用、健全审计整改问责机制,利用新闻媒体功能优势、更好发挥审计监督职能的对策建议。

关系型交易、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企业加强环保投资不仅是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本文以2010~2020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关系型交易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及其与政府环境规制这一正式制度在上述影响过程中的合力效应。研究发现:关系型交易会显著促进企业环保投资,且在该影响过程中,关系型交易与政府环境规制之间呈现显著的合力效应,表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型交易和正式制度的政府环境规制互为补充,共同驱动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该合力效应还受到双方关系特征的干预影响,表现为企业的关系依赖性越强,关系越稳定,上述合力效应则越显著。同时,基于企业价值经济后果的分析结果表明,关系型交易驱动下的环保投资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尤其在政府环境规制较为严格时。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推动绿色发展:理论溯源与实践探讨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我国政府不断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理论与实践,但仍存在着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政府尚未与公众形成良性互动、信息公开质量有待提高等问题,亟待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促进政府与公众的双向互动、提高环境信息公开质量,从而协调促进人与环境的关系,达到有效实施环境善治的目标.

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正向效应、潜在风险与规制路径

与传统的政府环境治理模式相比,政府运用算法开展环境治理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能够提升环境治理的精准性、预测性和高效性。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过程容易引发伦理、工具和法治三个维度的风险。伦理维度中面临价值失衡风险,工具维度中包含环境数据结构性不足、环境算法模型透明度不足的风险,法治维度中则存在环境算法模型掌控者权力滥用和责任分配不均的风险,故有必要对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所诱发的风险建构系统性的法律规制体系,从而充分发挥算法自动化决策的环境治理优势。在规制路径的选择上,应当立足于宏观基本原则指引和具体规制方案设计两个方面,对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潜在风险进行系统规范:宏观层面上,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应该遵循依法治理、公平正义、浮动比例和正当程序的基本原则。在具体的规制方案上,既要建立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支持结构,以发挥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优势,又要根据算法本身的漏洞,进行适当的规则变动,从而通过“支持性结构和适应性流变相平衡”的方式,提升具体规制方案的可行性。在具体规制方案的架构上,应秉持全过程治理的视角,实现事前预防、事中监管和事后归责相统一:在事前预防部分,要求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能够切实符合伦理要求,建立完善的环境数据核准、反馈和保护机制以及环境算法模型的解释机制。在事中监管部分,应当建立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部门、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监管制度。在事后归责部分,需要压实算法嵌入政府环境治理的责任分配制度。

省级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组态生成机制研究——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动态FSQCA分析

省级政府承担着改善地区环境质量,守护一方绿水青山的重任。探究不同制度条件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组态生成机制,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本文对30个省级行政区2017—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的汇总型FSQCA分析。研究发现:单一条件不能构成省级政府环境治理高绩效的必要生成条件;生成省级政府环境治理高绩效的组态机制共有四种,分别为:数据赋能单向机制、市场—法治协同机制、市场—公众协同机制以及政治—数据协同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我国不同地区,生成省级政府环境治理高绩效的组态机制具有差异性。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及影响因素——基于推拉锚定模型的研究

环境污染会严重影响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公众维护自身环境利益的诉求日益增加。在这种形势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应运而生。作为中国环境管理政策的重大创新,探究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向,对于满足社会公众环境诉求,提高、完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制度与水平,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8年中国120个城市环境信息公开评价指数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利用Push-Pull-Mooring(PPM)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公众环境诉求、地区环境质量、政府环境关注度以及地区法治环境从推拉两方面对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政企关联程度以及政府财政压力作为锚力因素,会对地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文章从完善法治环境,推进政府—企业—公众合作共治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

绿色债券对资本配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运用2015—2022年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的相关面板数据,从绿色债券、资本配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三者相关性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构建绿色债券与资本配置、绿色债券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绿色债券对资本配置与环境治理的影响机制以及其作为中介变量在二者之间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的净利率、销售毛利率对资本配置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净资产收益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与发行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净利率、销售毛利率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的净利率、销售毛利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在绿色资本配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政府环境注意力如何影响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政府治理视角的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承诺的有效路径,而政府环境注意力是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前提。基于2009-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数据,从区域政府治理视角,考察政府环境注意力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政策层面的作用机制,同时,探讨政府治理能力的调节效果。结果表明:政府环境注意力可促进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经多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政府环境注意力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强于中、西部地区,且政府环境注意力赋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效果在2015年后显著增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环境注意力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是通过命令型治理政策与鼓励型治理政策实现的,政府治理能力能够强化政府环境注意力与绿色技术创新以及命令型治理政策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

环保考核、政府环境注意力与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研究目的:利用全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9年的相关数据,从晋升考核视角出发,揭示环保考核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方法:超效率SBM模型,Tobit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环保考核能提高区域内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保考核通过加强政府环境注意力提高了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的环保考核政策均能提高区域内的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显著。研究结论:中央政府应从激励、惩罚、促进竞争三个方面着手,在充分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前提下完善环保考核政策,有效增强地方政府环境注意力,提高我国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

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了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近年来广受学界关注的问题。文章利用2009—2020年我国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研究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通过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二,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对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披露环境信息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未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更显著,意味着企业的“避免环境监管处罚”动机能较好地解释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提高地方政府环境关注度,加强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对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加快建立生态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履行水平测度及其时空演变

通过构建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履行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和研究2008—2020年中国地级市政府环境责任履行水平并分析其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和空间关联。该研究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政府环境责任的内涵出发综合利用改进熵权法测算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履行情况,对指标体系进行信效度检验确保指标体系的一致性和有效性;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揭示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履行水平的区域差异以及来源,并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分析地方政府环境责任水平的时空演化趋势,借助莫兰指数揭示地方政府环境责任水平的空间关联。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中国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履行水平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且具有明显的两阶段性特征。②区域层面的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履行水平呈现“东部领跑,中、西、东北地区追随”的空间特征,城市层面的地方政府环境责任履行水平大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③地方政府环境责任的地区差异呈现逐渐缩小趋势;东部、东北和中部地区与全国呈现相反趋势,西部与全国趋势一致,其差异主要来源于超变密度贡献率。④地方政府环境责任水平具有正向空间外溢性,大部分中国地方政府环境责任水平存在“低-低”和“高-高”的空间集聚特征。该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客观衡量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责任水平,对地方政府清晰定位自身水平,充分发挥其环境治理体系中的主导作用,进而掌握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反映社会参与和环境优化的同步发展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协同推进生态文明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匹配后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和效应。基准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整体上能够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不同类型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和不健康群体,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效应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主要通过降低城市的客观环境污染、降低居民感知的主观环境污染和增强居民对政府满意度来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和公众环境关注度对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为客观评估城市层面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居民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也为实现环境治理和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双赢”目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兼论政府环境治理的调节作用

流通数字化发展作为传统流通业与数字技术融合而生的新型流通模式,是打造绿色流通体系的重要引擎,对实现碳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测度流通数字化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流通数字化发展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碳减排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环境治理能够强化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行业分析显示,流通数字化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减排效果最佳,制造业次之;地区分析显示,在中部地区和人口密度中等分布区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更强,政府环境治理的调节效应更明显,但在西部地区和人口密度中等分布区政府环境治理存在形成“以邻为壑”减排模式的风险。

政府环境治理助推工业绿色发展的机制创新与路径选择——《“双碳”目标下中国工业绿色发展中的政府环境治理研究》评介

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是我国“双碳”目标下的必然选择,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美好世界至关重要。将生态问题的思考纳入经济学的范畴,以宏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分析和研究我国工业绿色发展中的政府环境治理问题,既可以从环境经济学领域获得理论和方法的支持,也能在研究论域、视角等方面实现创新和突破,进而能够深入地探究和把握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理论特质和实践特征。在环境经济学视域下评价我国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和工业绿色发展进程,探究制约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站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战略的立场和高度,以经济学的视角和深度,立足绿色发展的深刻内涵和价值意蕴,研究和掌握其理论体系和实践逻辑。《“双碳”目标下中国工业绿色发展中的政府环境治理研究》一书正是从环境经济学的视域出发,试图在探究“双碳”目标下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的核心议题上有所突破,为在推动中国工业绿色发展中的政府环境治理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法典化背景下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的纵向划分与规范配置

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纵向配置是行政领域“生态环境法典”与地方环境立法实现外部体系协调的重要耦合工具。但统一性法典与多样化地方立法存在协调配置纵向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的体系化张力,集中体现为职责纵向划分在中央、央地、地方立法中产生的职责不清、职责重复、职责缺位的递进式困境。部门宪法、整体政府、客观诉讼等理论有助于区分地方政府的差异性环境事权,为地方政府环境职责纵向类型划分的完善提供标准指引。应将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的环境职责纵向序构为制度建构、综合管理、具体执法三种类型,进而通过“生态环境法典”与地方环境立法协调配置授权、组织及程序规范,合理分配三类纵向职责,加强法典向下引领与地方立法向上兼容的体系协调。

区块链技术下政府环境审计优化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共中央对生态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环境审计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传统政府环境审计过程中存在环境信息披露少、审计数据难取得、审计标准难统一等顽疾,而区块链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能为政府环境审计提供充分的支持。基于此,通过分析区块链技术在政府环境审计中的应用机制,利用智能合约、数字签名、分布式账本等区块链底层技术,构建数据存储、协同审计、审计应用三个应用模块。进一步从审计准备、审计实施、审计报告三个阶段优化政府环境审计流程,从区块链技术在政府环境审计中的有效应用视角提出建议。

地方政府环境支出与企业绿色创新:策略性创新还是实质性创新?

在地方政府环境支出逐年增长及以绿色创新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的背景下,以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支出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支出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仅对策略性创新有效;作用机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支出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激励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从产权属性、代理成本、行业污染程度三个角度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环境支出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仅存在于民营企业、代理成本较低的企业以及低污染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