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组态生成机制研究——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动态FSQCA分析

省级政府承担着改善地区环境质量,守护一方绿水青山的重任。探究不同制度条件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组态生成机制,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本文对30个省级行政区2017—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的汇总型FSQCA分析。研究发现:单一条件不能构成省级政府环境治理高绩效的必要生成条件;生成省级政府环境治理高绩效的组态机制共有四种,分别为:数据赋能单向机制、市场—法治协同机制、市场—公众协同机制以及政治—数据协同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我国不同地区,生成省级政府环境治理高绩效的组态机制具有差异性。

绿色债券对资本配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运用2015—2022年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的相关面板数据,从绿色债券、资本配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三者相关性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构建绿色债券与资本配置、绿色债券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绿色债券对资本配置与环境治理的影响机制以及其作为中介变量在二者之间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的净利率、销售毛利率对资本配置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净资产收益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与发行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净利率、销售毛利率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的净利率、销售毛利率与净资产收益率在绿色资本配置与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兼论政府环境治理的调节作用

流通数字化发展作为传统流通业与数字技术融合而生的新型流通模式,是打造绿色流通体系的重要引擎,对实现碳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测度流通数字化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流通数字化发展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碳减排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环境治理能够强化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行业分析显示,流通数字化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减排效果最佳,制造业次之;地区分析显示,在中部地区和人口密度中等分布区流通数字化的碳减排效应更强,政府环境治理的调节效应更明显,但在西部地区和人口密度中等分布区政府环境治理存在形成“以邻为壑”减排模式的风险。

政府环境治理助推工业绿色发展的机制创新与路径选择——《“双碳”目标下中国工业绿色发展中的政府环境治理研究》评介

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是我国“双碳”目标下的必然选择,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美好世界至关重要。将生态问题的思考纳入经济学的范畴,以宏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分析和研究我国工业绿色发展中的政府环境治理问题,既可以从环境经济学领域获得理论和方法的支持,也能在研究论域、视角等方面实现创新和突破,进而能够深入地探究和把握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理论特质和实践特征。在环境经济学视域下评价我国政府环境治理效率和工业绿色发展进程,探究制约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必须站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战略的立场和高度,以经济学的视角和深度,立足绿色发展的深刻内涵和价值意蕴,研究和掌握其理论体系和实践逻辑。《“双碳”目标下中国工业绿色发展中的政府环境治理研究》一书正是从环境经济学的视域出发,试图在探究“双碳”目标下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的核心议题上有所突破,为在推动中国工业绿色发展中的政府环境治理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双碳”目标下政府环境治理补助会提升公司ESG表现吗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地方政府承担着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重任,使其环境治理行为和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政府无偿为上市公司提供环境治理补助能否助推公司革新ESG策略?本文结合2009—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政府环境治理补助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环境治理补助有助于提升公司ESG表现,并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推动绿色创新和提高信息透明度这三条路径发挥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环境治理补助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在重点排污、资本密集型、面临激烈市场竞争、取得硬约束补助等类型的公司中更明显,并且这种正向作用有助于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绩效。上述研究结论为引导上市公司加强ESG体系建设提供了来自政府“有形之手”适当干预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健全环境治理补助政策和进一步深化落实“双碳”目标提供了政策参考。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刍议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研究是我国应对地方治理全球化、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和两型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具有系统性,突出地体现为地方政府环境制度供给能力、环境公共监管能力、环境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环境多中心合作共治能力等。目前影响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因素主要有地方政府环境责任意识,地方政府环境权能,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府际环境合作,环境社会资本,企业环境责任和环境技术创新等七个方面。

新发展理念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评价:指标、方法和实践——以江苏为案例

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是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采用熵值法构建江苏省环境治理能力评价体系,利用聚类分析方法,统计分析2017—2019年江苏省环境治理数据,全面评价江苏省各地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在权重上,环境治理创新能力、环境治理协调能力和环境保护社会成果共享水平3个子系统占比相当;第二,江苏省环境治理指数稳步上升,但省内各地区差别较大;第三,聚类分析结果基本与传统的苏南、苏北和苏中3大经济区域的划分一致,有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基于分析结果,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需要增强协调能力,从治理中寻找动力,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环境治理成果共享,借力环境保护行动,不断增强环境治理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政府环境治理同绿色增长绩效之间的关联性探究

受要素偏向影响,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绩效的作用是不确定的,而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实施不仅对绿色增长绩效的提升有直接作用,而且可能通过刺激技术创新产生间接作用。在技术创新的具体方式中,自主创新是推进我国绿色增长绩效提升的主要途径。外资渠道和进口贸易渠道的技术引进也能促进绿色增长绩效提升,但技术贸易渠道的技术引进对绿色增长绩效难以产生促进作用。应引导企业加强绿色技术的自主创新和外部引进,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对绿色增长绩效的积极效应。

政府环境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地区以广西百色市为例

当前,环境问题已成为继和平与发展之后又一个让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课题。2011年12月国家出台了针对西部集中连片特困区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这其中对于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的重视尤为引人关注。经济欠发达资源富集区通常具有经济落后、资源丰富、环境敏感、生态脆弱以及人们致富迫切等特点,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上稍有不慎就会陷入"经济欠发达—贫困—资源开发不合理—生态环境恶化—再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

绿色信贷政策、政府环境治理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对重污染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基准实证结果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重污染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上升,且这一关系在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小的地区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首先,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重污染企业通过降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导致股价崩盘风险上升;其次,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加剧了重污染企业市值管理动机,从而恶化了股价崩盘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国有和大规模重污染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显著;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够有效抑制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恶化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直接加剧了重污染企业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为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促使重污染企业在会计处理上对坏消息披露的及时性下降,而对好消息披露得更加及时。研究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从宏观政策层面挖掘影响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重要因素,还为完善我国绿色信贷政策,全面、科学评价其实施效果提供了政策参考。

政府环境治理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治理文本数据和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的创新环境指数,全面度量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和区域创新水平,在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实证框架下考察了政府环境治理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方向、传导机制及其异质性,并利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发现,其一,政府环境治理可以促进区域创新,二者关系呈现倒“U”型,以创新的总体和人均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转折点分别为0.052和0.063;其二,政府环境治理影响区域创新的机制可分解为人口规模效应、人力资本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环境治理通过人口集聚、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区域创新。其三,政府环境治理的创新效能呈现区域、时期和城市规模异质性。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佐证了以上发现的可靠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环境治理“逐顶竞争”,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维度上。本文的政策启示是,中央应完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环境治理持续激发区域创新活力,实现生态环境改善与经济提质增效的双赢。

政府环境治理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与对策分析

政府作为在环境治理领域的主要力量,在取得一系列治理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各级政府职能设置的"职责同构"现象仍然存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环境治理职能交叉现象突出;一些环境治理政策在执行中出现偏差,总量控制制度执行力度不够,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作用受限等;社会多元主体对政府环境治理的监督与制约效果仍不明显。文章主要对政府环境治理中出现的问题从静态的职能设置到动态的环境治理及监督出现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从法律的层面上探寻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完善政府环境治理的建议。

从行政生态到生态行政——未来政府环境治理的创新选择

生态行政学是在对行政生态学进行借鉴、扬弃和发展的过程中,近年来才逐渐形成的自身框架和雏形新兴边缘科学,国内当下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十分鲜见,而与这种研究状况相对的是我国日渐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各地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面对当前生态问题,政府应转换治理思路,运用生态学观点,利用"行政"手段,达到"生态"目的。

女性环保行为、媒介使用与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研究

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运用OLS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探讨女性环保行为和媒介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表明:第一,女性环保行为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影响显著,女性越积极参与环境活动其对政府环境治理越满意;第二,媒介使用对政府环境治理满意度为负向影响,政府应该重视媒介多元化信息需求,引导女性正确使用媒介;第三,女性环保行为、媒介使用和政府环保治理满意度的代际差异显著。

政府环境治理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通过收集290个地市级2017—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并结合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的流动人口个体数据,研究了政府环境治理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环境治理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变量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显示:政府环境治理能够有效消弭城市污染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负面影响;对于中老年人、男性、家庭规模较大、从事环境敏感职业、高学历以及高收入的流动人口而言,政府环境治理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更显著;政府环境治理仅对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环境治理有效降低了污染排放,提升了政府的管理规范性并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状况。据此,政府应持续强化城市环境治理,打造健康宜居环境,改善居民健康状况,进而提升城市人才竞争力。

地方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经济学分析——以福建Z集团环境污染事件为例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也随之不断恶化,研究地方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福建Z集团环境污染事件为例,通过对地方政府与农村环境污染相关主体的博弈分析,最后提出相关的对策措施。

浅谈国家审计对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和重要保障,理应在政府环境治理方面发挥作用。本文以2012-2018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为样本,通过DEA-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环境治理话语的演变与发展

政府环境治理话语会以其在中国环境议题建构中的主导地位以及沟通、动员、教育、凝聚共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全面引领环境传播话语格局,深刻影响环境治理的实践及效果。本文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借鉴话语制度主义理论范式,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环境治理话语的演变特征和规律,弥补现有环境传播研究对政府话语关注的不足。从历史的纵向发展观之,政府环境治理话语呈现出四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横向的话语类别来看,政府环境治理的战略话语、管理话语和公众参与话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环境治理话语的变迁呈现出先经济后环保、以政府内在改革为发展动力以及持续广泛寻求外部共识的主要特点。

社会资本和公众参与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影响机制研究——以大气环境治理为例

已有的研究对社会资本和公众参与是否提升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尚无明确定论。基于长沙市和石家庄市2116份居民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公众参与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受访居民认知性社会资本水平高于结构性社会资本,公众参与程度偏低,对政府制定的环境治理政策满意度评价最高,而对政策实施效果满意度最低。2)社会资本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具有显著正向作用,且认知性社会资本的直接影响效应更大。3)公众参与对政府环境治理评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4)公众参与在社会资本与政府环境治理评价的关系中具有显著部分中介效应,且在结构性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评价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更大。5)社会资本的直接效应和公众参与的中介效应对高收入、高受教育程度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长沙市居民群体的影响更大。建议积极培育社会资本、全方位推进公众参与及关注居民和区域特征差异。

整体政府理论对我国环境治理的启示——基于英美德三国环境治理模式

整体政府理论倡导整体性的政府管理、横向纵向协作的管理和多方主体的协作与参与。在整体政府改革的背景下,英美德三国在环境治理上注重加强核心机构的作用,建立跨地域的环境治理机构,与企业和社会力量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我国的环境治理要加强跨区域环境管理机构的建设,统一目标并加大政府机构多方向的合作,鼓励公众和非政府环保组织参与,加强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并加快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