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理性与村社理性:中国的两大“比较优势”

政府理性和村社理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两大"比较优势"。政府理性反映了中国工业化的组织保障特点。村社理性在社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内部化处理外部性风险"的机制,对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经济危机具有"软着陆"载体作用。本文认为,对中国这两大比较优势之对立统一关系及其变化的研究,有利于中国软实力之内涵性提升。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转型期中国国有金融制度变迁的逻辑——政府理性介入下的一种演进论解释

金融外部市场化推动国有金融改革的理论思路对转轨实践的解释有限度,中国国有金融制度变迁需要探索新的解释理论。考察中央政府控制金融的效用函数及其变量结构的阶段性特征应成为解释中国国有金融制度演进规律的一条关键线索,国有金融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历程可以佐证这一观点。目前在国有控股以及对银行核心领导人事任免的绝对行政控制约束下,国有银行能否形成高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仍需要在本文的理论解释框架下探索中央政府可能最佳理性介入的新形式,这就是“内部市场化”创新,即仿效一些国有企业对治理结构的探索经验,在银行内部培育市场,加强银行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绩效竞争、协调与相互监督。

转型期中国国有金融制度变迁的一个演进论解释框架——政府理性介入的分析视角

金融外部市场化推动国有金融改革的理论思路对转轨实践的解释有限,中国国有金融制度变迁需要探索新的解释理论。考察中央政府控制金融的效用函数及其变量结构的阶段性特征,应成为解释中国国有金融制度演进规律的一条关键线索,而国有金融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历程佐证了这一观点。因此,调整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现有的权力结构,从产权角度考虑问题是一种长期有效的思路。

政府理性的生态秩序考量——论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法治政府建构

中国是后发型法治现代化国家,其构建法治政府的动力来源于政府凭借理性进行制度设计加以推进,借此发挥政府理性的优势,确保政府推进不至于偏离方向。但是,在现有的学术观点及评估实践中,法治政府与生态文明并未被关联起来,二者仍然处于简单的平行关系。这与目前环境破坏、资源告急已然危及政府安全的事实,以及党的政策文件的最新决策和论断并不相符。由于生态秩序是政府理性的应有之义,而政府理性又是生态秩序的坚实保障,法治政府与生态文明之间应当是复杂的螺旋结构,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政府建构的整体思路之中。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法治政府建构而言既是理念目标,也是重要内容,还是检验手段,需要在法治政府建构的三个层面——价值基准、指标设计和实践反哺分别加以展现。

中小企业融资与政府理性

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政府是否参与及参与的程度如何,一直是学界和实业界争论的焦点。从博弈论的视角,给出一个简化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模型,通过模型博弈结构、参与人的收益函数,及重复博弈分析,论证中小企业发展中的政府理性。

政府理性、政治权力聚散与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

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中,政府是所有行为主体中最为重要的行动集团。政府的行为直接影响着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媒介制度的演化逻辑和政府理性及其权力集中度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不同形态的政府构成、政府权力运行对应着同一时段的媒介制度形态。晚清以来,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呈现这样一个规律: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度越高,媒介制度演化的速度越慢,中央政府的权力集中度越低,媒介制度演化的速度就越快,政府的权力集中程度与媒介制度创新的程度呈反比例关系。正是政府权力集中度的差异或者说政府博弈能力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时段的媒介制度安排。

我国公共体育发展战略路径选择: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

通过对我国体育发展方式由国家体育转向公共体育问题的回顾,分析公共体育的基本内涵和国家、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公共体育发展方式中的相互关系,阐述我国发展公共体育面临的国民性与公民性分立、公民理性和社会组织理性严重不足、政府组织理性过于强大等基础性问题,讨论我国公共体育发展战略路径选择——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以及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在这个战略路径中的作用,进而从体育发展方式的公共转向、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国民性与公民性整合3个角度论证了战略路径的基本构成和实现过程。

秩序、制度与政府理性——县域落后地区政府的变革问题

政府理性是经验的升华 ,也是秩序和制度安排的主观基础。县域落后地区的全面发展 ,不能依靠一厢情愿的政府“智慧”替代“理性”。因此 ,有限政府的建立 ,是必然的执政创新所在。秩序、制度来源于客观的“自生自发” ,约束仅是手段 。

理性、政府理性及公共选择分析

从经济理性行为分析开始 ,指出市场经济难得是完全理性的 ,提出政府构成的复杂 ,政府目标的多重性 ,造成了政府行为的复杂性和非理性 ,一个好的政府的行为至多是有限理性的 。

政府理性:一个新的解释视角

政府理性是对政府解释的新视角。政府理性要成为政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就必须对政府理性本身进行理论构建,对这一解释视角进行概念性解读和一般特性、一般功能性分析。

论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足问题——对政府理性选择的思考

众所周知,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足问题亟需解决,目前针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足问题的原因分析和解决措施的研究资料较多。本文试图从对政府理性选择的角度入手,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分析在既定的资源约束下,面对农村和城市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政府选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提出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不足问题的对策。

谣言治理中的政府理性

以往我国政府谣言治理是以法律规制为主的,其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中对"谣言"的表述与日常用语中对"谣言"的表述没有严格区分,导致人们容易产生对"谣言"都可以进行打击的认识误区。同时,立法上对于个别谣言犯罪规定了弹性较大、门槛较低的犯罪构成,因此,时常出现强制力在谣言治理中滥用的现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法律规制为主的对谣言的治理模式,不断遭遇质疑,秉持政府理性治理谣言的呼声逐渐增强。政府理性治理谣言首先应充分理解谣言是民意不当表达的本质和网络自媒体时代谣言产生和传播的特点,坚持理性思维多元治理,提高政府治理谣言的效能,实现谣言治理与民意保护的双赢。

政府理性的演进逻辑及其现代性思考

政府理性与政府行动的价值取向及政府所选择的行政模式有关。政府理性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公共行政模式的转变而逐渐具备现代性的。政府理性在寻找现代性的过程中曾一度被市场理性淹没,又在管理主义之风盛行之下将自身的价值理性迷失,最后在与社会及公民形成的互动治理网络中通过公共协商的方式找到了现代性。现代政府的理性是公共理性。

塑造政府理性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最高原则

政府机构改革正在从上至下、有条不紊地推进。然而，如果我们发问：政府机构改革的最高原则是什么?恐怕能准确回答的并不多。实践又一次走到了理论的前面，这里，理论不是不存在，而是不为该掌握的人所掌握。

政府理性公共化是中国走向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指出，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和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为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

政府理性与理性执政

政府理性与理性执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中的两个重要范畴。对它们的理解,本文认为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信用危机中的政府理性:湖塘模式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武进市湖塘镇的政府主导型融资体系重组作个案研究,探讨当前我国总体信用水平低下的规制设计。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第一,当前企业融资行为中的集体非理性行动导致了普遍性低偿付倾向(信用危机),需要能解决集体行动的强力部门——政府的介入。第二,信用危机的后果是“囚犯困境”(所有企业都受损)和“三个和尚没水吃”效应(政府、企业和银行都受损),在信贷上体现为集中与萎缩。第三,解决信用危机必须要求实现更高层次的“共谋”——政府、企业和银行的合作。第四,政府主导型资产——债务重组的关键是把握行政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完美平衡,这是一种艺术。

治理视角下的政府理性分析

首先,基于政府具体组织形式的特征,阐述了政府理性的基本内涵。其次,基于"有限政府"的权力受到约束的制度安排,认为政府理性是一种有限的理性,须受到公共理性的制约。最后,阐述了政府理性的基本标准。研究认为,在治理的过程中,遵从价值标准的政府理性,能在自由、公正、秩序等价值之间寻求基本的平衡与整体的兼顾;现代化的量化手段为政府理性提供了工具理性标准,使城市治理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和效益最优,进而能实现治理的公益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