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生产性支出与私人投资研究

本文基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私人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生产性支出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政府在未来生产性支出战略决定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

中国财政支出的较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建设,中国居民消费与政府生产性支出表现出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这一事实与从标准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模型得出的挤出效应截然不同。本文构建了包含存量和流量两部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增加在提高税负、挤出居民消费的同时,也通过其生产性增加收入、挤入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增加究竟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比较以及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比重和税负水平。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最优结构等于其相对生产性之比,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等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

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

中国过去的宏观经济实践显示出政府对生产性财政支出政策的强烈偏好,在涉及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本的生产性支出方面更是着意倾斜。本文将政府生产性支出纳入生产函数,构建存在不完全竞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所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1)利用贝叶斯估计得到的公共资本产出份额大约为10%,同时表明政府支出确实会造成生产的外部性;(2)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是产出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该冲击能解释约23%的总产出波动;(3)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对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造成了短期"挤出"效应,长期"挤入"效应,另外该冲击有利于促进经济体系资本持续性积累。

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

在国际学术界,尽管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模型框架下研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人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政府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而产出-资本比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生产函数,分析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对税前和税后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认为存在着一个能使产出-资本比最大化的最优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我国国家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弱正相关,而教育支出和科学研究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2)在我国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弱负相关,财政教育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而财政科学研究支出与税后产出-资本比强负相关。

城市化、政府生产性支出与城乡收入均等化

文章运用中国1978～2012年的数据，采用误差修正模型（VECM）与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进行实证估计，研究发现：不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城市化都是显著影响收入差距的原因。城市化短期内缩小而长期内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呈现“U”型结构。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推行的城市偏向、扭曲的城镇化道路，在总趋势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开启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则在短期内缩小了收入差距。政府用于农村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及政府对农村的生产性支出相对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在短期内（与城市化共同作用）及在长期内都能显著地缩小收入差距，可部分解决城市化发展中农村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政府应进一步稳步推行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同时应继续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特别是基础设施等的投入，使得城乡收入最终均等化。

金融发展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含金融发展和分税制下的政府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理论模型分析表明,金融发展程度提高会降低生产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原因是较低的金融发展水平导致的效率损失使私人投资受到限制,因此政府倾向于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在此基础上,运用1997-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生产性政府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生产性政府支出的影响显著为负。因此,应优化资本配置,更好地发挥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政府投资从竞争领域退出,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政府应增加消费性支出的投入力度,改善民生。

中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就业效应

中国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且偏向投资建设性支出,本文采用SVAR方法得到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影响就业的经验事实:政府生产性支出增加能够促进就业,但是促进就业的有效性依赖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表现在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可以刺激就业,而增加服务性支出则抑制就业。基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上述事实,政府支出影响就业的程度依赖于政府支出生产性的大小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中国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政府投资性支出通过生产性效应、投资流动性约束和价格粘性等渠道刺激就业;然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和体制转轨阶段,增加政府服务性支出将导致结构性劳动替代,从而抑制就业;税收则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和流动性约束效应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意愿,实际就业水平的提高还需依赖企业用工需求的增加。

灾难冲击与我国最优财政货币政策选择

本文通过引入政府生产性支出拓展了包含灾难冲击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数值分析表明,相对于不含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灾难冲击模型,该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等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在规则行事与相机抉择两种情形下对比分析了我国面对灾难冲击时的最优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发现:(1)应对灾难冲击时,相对于相机抉择,规则行事造成的经济福利损失较低;(2)政府生产性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灾难冲击对消费和产出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但同时会弱化债务对灾难冲击的吸收作用;(3)引入通货膨胀惩罚(或厌恶)后政府可以更多地倚重于债务发行来吸收外部不利冲击,从而缓解相机抉择下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减少经济福利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