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壮剧团形成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扮演及其社会责任探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壮剧保护研究(之三)

云南省文山州壮剧团的成立,是云南壮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文章综合采用二次文献分析法和实地调查法,通过对文山州壮剧团从"酝酿→成立→初步发展→中断→恢复发展→兴旺发展→人才断代与传承功能分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保护发展→改制发展"的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其发展过程具有曲折波动的特点,而这种曲折波动又与不同历史时期政府的角色扮演及其功能发挥密切关联,由此引发对政府在专业壮剧团形成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扮演及其社会责任的探讨,希望政府以史为鉴,在保护专业壮剧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扮演好恰当的角色并履行好相应的社会责任。

政府绩效审计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一种综合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实践与成果的有效手段,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数量越来越多,其发布的质量也得到显著提升。然而,相对于国际先进水平而言,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效果以及信息披露质量等都还不够完善,亟待提升。本文在对CSR与政府绩效审计有关问题进行阐述的基础上,着重对我国CSR信息披露现状进行分析,并针对未来CSR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就如何建立CSR信息披露政府绩效审计模型、提升CSR信息披露质量提供政策建议。

社会责任素养:在情境—角色扮演中进阶生成——以“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教学为例

以“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应用”教学为例,应用“情境—角色扮演”的教学方式,通过情境导入、深入学习、角色扮演及归纳总结等教学环节,促进“关注与参与—解释与解决—决策与担当—践行与宣传”等社会责任素养进阶生成。

政府监管机制下港口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研究

为探究政府监管机制对港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分别构建了不同监管机制下地方政府与港口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数值仿真分析。研究表明:在静态惩罚、奖惩监管机制下,双方不存在演化稳定策略。在动态惩罚、奖惩监管机制下,双方能够达成唯一演化稳定策略。政府动态惩罚监管机制要优于动态奖惩监管机制。此时,惩罚最高力度和政府监管成本会影响港口企业履行CSR概率的大小。为地方政府促进港口企业履行CSR提供了相应建议。

保险还是补偿?政府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对负面记录的应对机制

精准扶贫是政府主导的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之一。为探索负面记录对于企业长短期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在不同时间参与不同类型的精准扶贫对企业应对负面记录的影响,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合法性视角,以2016—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负面记录对企业长期、短期绩效均会产生消极影响,而参与精准扶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消极影响;企业出现负面记录之前参与的精准扶贫和出现负面记录之后参与的精准扶贫分别通过“保险效应”和“补偿效应”削弱了负面记录对于企业绩效的消极影响;不同类型的精准扶贫(慈善型和整合型)对负面记录与绩效的关系起到的调节效果有所差异。本研究为企业应对负面记录等危机以及积极协助政府助推社会长远发展提供了启发和参考。

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补贴与研发创新效率研究

创新是企业发展动力之源与核心竞争力。在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背景下,本文通过计量分析方法,基于2010~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按照投入—产出—效率的思路将企业创新划分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以及创新绩效三个维度,探究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补贴都能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绩效。(2)政府补贴是企业社会责任提高研发创新效率的内在机制,在企业社会责任提高研发创新效率中具有中介效应,即企业社会责任通过提高政府补贴进而促进研发创新效率提高。

政府审计能提升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吗?

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有助于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根据审计署对中央企业的审计情况,采用2010—2018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就政府审计能否提升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审计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具有重要提升作用,并且在内部控制质量越高、金融化水平越低、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越高的前提下,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进政府审计工作,及时公开审计结果,优化中央和地方审计联动机制,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严格防止企业过度金融化的“脱实向虚”现象,大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以有效提升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表现。

美国课堂角色扮演法培养社会责任感例说

角色扮演法是美国心理学家雅各布·莫雷诺（Jacob Levy Moreno）首倡的。他认为角色是能动的，如果想帮助个体发展，戏剧情境般的扮演就显得很有必要，这样个体才能真正认识生活，学习解决问题。

培养小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角色扮演法在美国课堂的应用实例

角色扮演法是美国心理学家雅各布·莫雷诺首倡的。他认为角色是能动的，如果想帮助个体发展，戏剧情境般的扮演就显得很有必要，这样个体才能真正地认识生活，学习解决问题。莫雷诺首倡心理剧时，发现允许儿童白发性地选择扮演各种角色，不仅能表现创造性的自我，而且可因心理的开放，能发展积极的情感，改善人际关系，增进问题解决的能力。

政府创新补贴、社会责任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文章利用我国2010—2019年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分析了社会责任和社会责任分维度指标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探讨了产权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调节作用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U”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能够使二者的“U”型关系变得平缓。企业对股东、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企业对环境、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非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创新补贴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U”型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国有企业向股东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向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政府和公众履行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强于国有企业。

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

本文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布的2015~2020年的政府采购合同数据,实证考察政府采购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政府采购金额越大,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升幅度越大,且该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企业环境责任改善方面。渠道分析结果表明,加强政府监管和缓解融资约束是政府采购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渠道。更进一步,在民营企业、媒体关注度和行业竞争度较低的企业中,政府采购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升效应更加显著。研究还发现,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显著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以上证据表明,政府采购促进了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有效推动了企业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诉求、企业社会责任与投资效率

文章以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诉求、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官员基于经济方面和基于政治方面的政绩诉求会干预企业投资行为,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企业社会责任在上述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时官员政绩诉求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有所减弱。进一步研究显示,民营企业中官员政绩诉求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

角色扮演与学生社会责任感培养

角色扮演是指教师根据教材内容中人物的要求给学生分配相应的角色，学生在亲历、参与中共享活动过程，从扮演角色的角度看待问题，从而加强对教材内容理解和掌握的教学法。角色扮演法可以让学生设身处地地思考问题，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

考虑政府补贴和企业社会责任的闭环供应链减排决策研究

在政府给予减排补贴、制造商实施减排、零售商投入企业社会责任(CSR)的制造商领导的闭环供应链中,讨论了零售商、第三方回收商进行回收时供应链的减排决策。通过Nash博弈、Stackelberg博弈分析并比较了不同回收形式对闭环供应链决策的影响,并通过Matlab算例仿真验证了结果的准确性。研究表明:两种回收模式下,随着零售商CSR投入水平的增加,减排水平、回收率、供应链成员利润及供应链整体利润(效用)都会提升;两种回收模式下,随着政府减排补贴系数增加,减排水平、回收率、供应链成员利润及供应链整体利润(效用)都会提升;在政府给予减排补贴、零售商投入CSR下,供应链中零售商从事回收活动的效用总是优于第三方回收的效用。

社会责任调节下政府补助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政府补助是引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升双元创新绩效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责任被纳入评价体系,其调节作用不可忽视。本文构建社会责任调节下政府补助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模型,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发现,研发投入是重要的中介要素,企业社会责任负向调节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正向调节研发投入对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且对创新质量的调节效果远强于创新数量,反映出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资源有效配置和研发效率的提升。

指导角色扮演,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

责任感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是做人成才的基础,是个体遵守和维护所属群体的共同活动规范的表现.培养小学生责任感,不但关系到他们现在学业的发展、思想的发展、情感的发展,也关系到他们未来的人生方向.学校学习阶段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奠基期,角色扮演的教育方式,让学生在感悟、学习社会责任时,避免了责任教育只浮于表面的状况,能够让学生真正做到身体责任与思想责任的统一.

政府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中的角色分析

我国企业能否有效地承担起社会责任,政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政府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中角色错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角色缺失。面对国际社会责任浪潮,我国政府必须加强法律法规建设,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东亚福利体制下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变迁的比较研究——基于1996—2016年ISSP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1996年、2006年、2016年政府责任主题调查数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东亚福利体制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三个国家和地区公众在1996年、2006年、2016年期间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发生较大变化,1996年日本公众对政府社会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较高;2006年韩国公众对政府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最高,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福利态度得分最高;2016年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均最高。三次调查数据显示日本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福利态度变化较大,其次为韩国,中国台湾省变化最小。研究进一步发现同一福利体制下公众福利态度的差异化特征受时间、国家和地区以及个人因素的影响。福利态度国别地区比较研究说明东亚福利体制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并存。本文丰富并发展了东亚福利体制理论,具有基于本土福利态度发展政策的意义。

政府财政补贴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利用2010—2020年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数据和政府补助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助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低碳城市试点与产权性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政府财政补贴显著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政府补助的企业社会责任提升效应在低碳城市试点后、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最后以资产收益率和托宾Q值来衡量企业绩效,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提升,最终也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升。

社会公众追究政府生态责任的角色定位

作为政府生态责任追究主体,目前我国社会公众在实践中基本上扮演的是缺位者角色,其缘由主要是社会公众相关的意识不强、能力不足和相关的制度供给不足与制度局限。在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和学者建言献策中,社会公众基本上属于不平等关系中的参与者角色,这必然会存在参与目标上的非实质生态民主性、参与动机或目标上的私益性、参与主体选择的狭窄性、参与范围的有限性和参与结果的被操作性等诸多局限。在未来发展趋势中,还需要积极呼唤与倡导属于真正平等治理结构中的合作者角色,但这需要社会公众首先成为社会自治者,需要一种新型的合作精神、合作制度和一定的合作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