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福利体制下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变迁的比较研究——基于1996—2016年ISSP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1996年、2006年、2016年政府责任主题调查数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东亚福利体制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三个国家和地区公众在1996年、2006年、2016年期间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发生较大变化,1996年日本公众对政府社会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较高;2006年韩国公众对政府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最高,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福利态度得分最高;2016年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均最高。三次调查数据显示日本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福利态度变化较大,其次为韩国,中国台湾省变化最小。研究进一步发现同一福利体制下公众福利态度的差异化特征受时间、国家和地区以及个人因素的影响。福利态度国别地区比较研究说明东亚福利体制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并存。本文丰富并发展了东亚福利体制理论,具有基于本土福利态度发展政策的意义。

政府福利、新财产权与行政法的保护

现代福利国家之下,政府分配财物的形式多种多样、规模也空前巨大。如职业许可、社会保障金、特许合同、补助、公共教育、公共资源的使用等,在美国这些被称为是"政府福利",学者视其为个人的"新财产权"。引入这一概念实为借助传统财产权来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的自由、独立与尊严,美国行政法因此也引发了所谓的"正当程序革命"。本文就此问题重点进行了阐释,并指出了可能为中国所借鉴的成份。

农民工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适度普惠社会福利数据库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尽管户籍制度已有若干弹性改革,但由于户籍限制,他们仍然长期被排斥在城市社会福利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之外,其福利需要难以得到满足。本文基于适度普惠社会福利数据库中4个城市973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发现在就业、基本生活保障、儿童照顾和老年照顾四个福利层面,相较于个体和家庭的福利责任,农民工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认同度均较低,表明农民工在福利供给主体的倾向性上偏向于个体主义路径。市民化因素、社会福利因素以及就业城市等对农民工的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均有显著影响。研究农民工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有助于精准地界定其福利需要,为政府福利责任范围的界定提供参考,对提升社会政策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竞争、经济发展与政府福利支出:以珠三角为例

理解政府福利支出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以珠三角地区9个城市2000—2014年的政府福利支出为研究对象,采用广义线性回归的随机效应模型描述并分析了在全球竞争压力下该地区政府福利支出何以稳步增长。研究发现,尽管全球竞争的压力抑制了政府福利支出,但经济发展水平是政府福利支出的重要动力。其中,总的政府福利支出、医疗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均GDP是"倒U型"关系,教育支出与人均GDP是正向线性关系,劳动争议能促进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

我国经济转型期消费需求难题的缓解路径:加大政府福利性支出

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在收入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平均消费倾向却持续下滑,如何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含义。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制度原因,认为消费需求不振很可能是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面临的一个长期体制性问题。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文章在第二部分对目前提出的有关政策建议进行了简单评述,指出了它们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继续加大政府福利性支出缓解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面临的消费需求难题的政策建议。

虚拟渗透中的福利态度转变:虚拟生活方式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偏好的影响

虚拟化作为影响个体福利态度的技术环境因素,在研究中长期被忽视。本文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出发,将宏观的技术环境与微观层面的个体心理结合起来,探讨了生活方式虚拟化程度如何作用于个体福利责任态度的机理。本研究的结论如下:虚拟化程度显著降低政府福利责任偏好,生活方式虚拟化程度越高,其支持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程度越低,并且其弱化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加强;虚拟化程度主要通过风险预期和经济个人主义两个中介变量影响政府福利责任态度,而社会权利意识和社会公平感知的中介效应不明显;虚拟化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弱化作用,在年龄更大、非中间阶层、经济增速较低区域的个体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福利体制与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关系研究——基于ISSP九个国家地区的实证分析

采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16年政府责任调查数据,以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保守主义福利体制、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东亚福利体制下九个国家和地区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为研究对象,并提出福利责任态度影响因素的福利体制因素假设、个人因素假设,采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定量方法展开研究。研究问题为:不同福利体制下公众对于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特征是什么;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研究发现:福利体制因素会对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的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东亚福利体制下的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个人因素也会对福利责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较为明显,表现为社会中相对弱势群体的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因此,中国福利发展应采取政府主导、需要取向、多元参与的政府福利责任定位。

中国政府规模、经济增长与福利

本文在深入研究和把握政府规模、经济增长与福利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使用政府规模福利绩效模型,对中国1980-2006年间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福利之间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首先,198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对以HDI表征的福利提高具有重要的贡献,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提高人民福利水平的主要手段。其次,政府提供持续增长的基本公共服务是福利提高的根本保证。第三,从政府规模的福利绩效看,我国以相对较小的政府规模取得了较快的福利增长。

西方国家福利治理与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定位

福利治理,是1970年代福利危机后西方国家社会内在矛盾发展演变的产物,体现着西方国家寻求社会福利改革的努力。福利治理以保守社群主义、左派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学理依据,依循社会福利供给改革的变迁逻辑,形成了福利治理模式。这一思路和模式强调社会和公民福利责任的回归,构建多元主义福利供给机制,重新定位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但是,福利治理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和内在矛盾,因此,也就不能根本解决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

向上感恩与对下抱怨：政府责任变迁中的农村老年福利态度悖论

21世纪以来,国家福利责任的扩大并没有带来农村老人对中央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双重认可,而是出现了“向上感恩、对下抱怨”的福利态度悖论。其原因是：作为老年福利筹资者,中央政府福利责任的扩大使农村老人直接受益,提高了他们的满意度;而作为福利递送者,农村社区由于财力不强、投入不够、服务质量不高,难免使农村老人产生抱怨。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并切实提高基层福利递送质量,以进一步提升农村老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电子政府下的“信息福利”研究

本文分析了政府"信息福利"含义及其特点,剖析了政府"信息福利"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对策。

政府理念创新与构建“福利政府”

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背景下,满足不能完全参与市场竞争社会群体的生活需要,是构建"福利政府"的社会基础。非商品性、普遍性、统一管理是构建福利政府的基本原则。构建福利政府,应不断增加福利支出、注重社会公平、构建完善的福利体系。

随机内生增长模型中的福利性政府开支

通过引入福利性政府公共开支,建立一个连续时间随机经济增长模型,讨论了政府花费的波动及收入税率对经济的宏观影响,利用随机最优化方法,确定了均衡状态下的消费-财富比、期望经济增长率和关注福利的政府最优选择.

政府理念创新的重要维度:构建“福利政府”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能完全参与市场竞争的社会群体,如何满足这部分人的生活需要成为政府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这成为当前构建"福利政府"的社会基础。总体而言,构建福利政府应当把握三个原则:非商品性、普遍性以及权利主体的特定性。这就要求政府把不断增加福利支出、注重社会公平、构建完善的福利体系作为政府理念创新的方向,保障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香港社会福利组织与政府的关系

利用香港大学对381个社会福利组织进行电话和邮寄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分析和检验传统型态和新型态的社会福利组织与政府之间的补充性、互补性与抗衡性。数据分析发现,近年来新型态的社会福利组织从事如社区发展等新兴社会福利项目,以补充政府无法满足的新社会需求。同时,传统型态的社会福利组织也发挥了重要的补充性角色,是政府首选的合作伙伴,比新型态的社会福利组织更易获得政府补助。当进一步检视政府与两种社会福利组织的互动时超过一半的传统型态社会福利组织积极参与了政府活动,形成与政府的合作关系。虽然两种组织对倡议性活动的参与程度都不高,传统型态社会福利组织的抗衡性比新型态的社会福利组织要高。研究结果显示,传统型态社会福利组织拥有主导性的地位,即使政府希望社会福利组织透过竞标来公平争取合约,新型态社会福利组织仍处于相对的弱势。政府应积极辅导这些新成立的社会福利组织,以健全社会福利提供的管道。

德国“红绿政府”的福利改革评析

20 0 4年 1月 1日开始 ,“红绿联盟”政府开始实施包括劳动力市场改革、医疗保险改革、失业金保险改革等一系列削减社会福利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触动了社会福利国家的一些根本特性 ,在社民党内部及全德国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绩 ,也暴露出在通盘考虑和系统性方面的某些薄弱环节。改革政策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则更为明显。

政府公共服务理论的历史演变与启示

政府公共服务理论的演变经历了古典自由经济时代、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以及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时代,产生了基于最小政府的公共服务理论、福利国家意义上的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管理语境下的公共服务理论以及整体政府视野中的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的演变给予人们的启示包含了在政府职能边界拓宽的过程中既要设置激励相容制度又要改进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

中国社会福利函数的构建及财政效果研究

目前中国提出要逐步实现从补缺型社会福利体系向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转变,文章以个体绝对收入和贫富差距为基本出发点,从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两个角度构建社会福利函数。对福利函数进行模拟发现: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福利总量模拟图都呈现U型曲线。社会福利权重因子越大或财政政策越紧缩,U型曲线越明显。在同等条件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社会福利权重因子增大都会致使农村社会福利总量产生滞后效应,亦即表明城镇社会福利总量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贫富差距拉大更敏感。

城市化、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与城市内部融合

构建起一个适应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将是促进城市内部融合的重要方面。文章总结了关于社会福利供给中政府行动与志愿行动关系的两大理论认识演变过程,即公共品视域中的替代与互补关系以及社会资本视角中的挤出与挤入关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城市原著居民对城市新移民认知与相处的经验证据,分析了在城市地区福利社会体系建设过程中政府行动与民间志愿行动的互动空间和方式。

关于养老保险债务的对策研究

随着人口老年化高峰的到来和老年人口赡养率的不断提高 ,我国传统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于 1991年开始了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的转轨 ,在转轨过程中最棘手的问题便是如何解决养老保险债务即制度转换成本。作者分别从如何减少未来的隐性债务及如何消解过去的养老金债务两方面入手提出了自己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