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福利体制下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变迁的比较研究——基于1996—2016年ISSP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1996年、2006年、2016年政府责任主题调查数据,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东亚福利体制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省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三个国家和地区公众在1996年、2006年、2016年期间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发生较大变化,1996年日本公众对政府社会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较高;2006年韩国公众对政府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最高,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福利态度得分最高;2016年中国台湾省的社会性和经济性福利责任认同态度得分均最高。三次调查数据显示日本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福利态度变化较大,其次为韩国,中国台湾省变化最小。研究进一步发现同一福利体制下公众福利态度的差异化特征受时间、国家和地区以及个人因素的影响。福利态度国别地区比较研究说明东亚福利体制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并存。本文丰富并发展了东亚福利体制理论,具有基于本土福利态度发展政策的意义。

虚拟渗透中的福利态度转变:虚拟生活方式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偏好的影响

虚拟化作为影响个体福利态度的技术环境因素,在研究中长期被忽视。本文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出发,将宏观的技术环境与微观层面的个体心理结合起来,探讨了生活方式虚拟化程度如何作用于个体福利责任态度的机理。本研究的结论如下:虚拟化程度显著降低政府福利责任偏好,生活方式虚拟化程度越高,其支持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程度越低,并且其弱化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加强;虚拟化程度主要通过风险预期和经济个人主义两个中介变量影响政府福利责任态度,而社会权利意识和社会公平感知的中介效应不明显;虚拟化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弱化作用,在年龄更大、非中间阶层、经济增速较低区域的个体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农民工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适度普惠社会福利数据库

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尽管户籍制度已有若干弹性改革,但由于户籍限制,他们仍然长期被排斥在城市社会福利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之外,其福利需要难以得到满足。本文基于适度普惠社会福利数据库中4个城市973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发现在就业、基本生活保障、儿童照顾和老年照顾四个福利层面,相较于个体和家庭的福利责任,农民工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认同度均较低,表明农民工在福利供给主体的倾向性上偏向于个体主义路径。市民化因素、社会福利因素以及就业城市等对农民工的政府福利责任态度均有显著影响。研究农民工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有助于精准地界定其福利需要,为政府福利责任范围的界定提供参考,对提升社会政策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福利体制与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关系研究——基于ISSP九个国家地区的实证分析

采用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2016年政府责任调查数据,以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保守主义福利体制、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东亚福利体制下九个国家和地区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为研究对象,并提出福利责任态度影响因素的福利体制因素假设、个人因素假设,采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线性回归分析等定量方法展开研究。研究问题为:不同福利体制下公众对于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特征是什么;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研究发现:福利体制因素会对公众对政府福利责任的态度产生显著影响,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的社会性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东亚福利体制下的经济性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个人因素也会对福利责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福利责任态度的影响较为明显,表现为社会中相对弱势群体的福利责任态度相对较高。因此,中国福利发展应采取政府主导、需要取向、多元参与的政府福利责任定位。

西方国家福利治理与政府社会福利责任定位

福利治理,是1970年代福利危机后西方国家社会内在矛盾发展演变的产物,体现着西方国家寻求社会福利改革的努力。福利治理以保守社群主义、左派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学理依据,依循社会福利供给改革的变迁逻辑,形成了福利治理模式。这一思路和模式强调社会和公民福利责任的回归,构建多元主义福利供给机制,重新定位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但是,福利治理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和内在矛盾,因此,也就不能根本解决西方国家的福利危机。

向上感恩与对下抱怨：政府责任变迁中的农村老年福利态度悖论

21世纪以来,国家福利责任的扩大并没有带来农村老人对中央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双重认可,而是出现了“向上感恩、对下抱怨”的福利态度悖论。其原因是：作为老年福利筹资者,中央政府福利责任的扩大使农村老人直接受益,提高了他们的满意度;而作为福利递送者,农村社区由于财力不强、投入不够、服务质量不高,难免使农村老人产生抱怨。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并切实提高基层福利递送质量,以进一步提升农村老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