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一流”建设中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的类型、风险及其规制

“双一流”建设充分拓展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其扩张类型主要有:进取型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发展型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保守型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权力结构变迁、利益驱动和政绩竞争是推动地方政府自主性扩张的主要动力。然而,由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过度扩张,引致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失灵,高等教育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高校在面向社会办学过程中缺乏自主权等多种风险。为此,亟须规范地方政府自主性的过度扩张,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建立良好的政府间竞争秩序,将高校办学自主权纳入法制化轨道。

数字化转型下的乡镇政府自主性弱化及其后果

作为国家与社会接点的乡镇政府,必须考虑地方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自主性和灵活性,保证上级政府政策在基层社会的有效落地。但是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政府间原先的信息不对称状况发生了改变,上级政府对乡镇政府行动过程的规定越来越细致,对乡镇政府的监督越来越立体化,这使得乡镇政府的自主性不断弱化。乡镇政府自主性的弱化使得基层治理面临县乡之间交流效率降低、乡镇政府负担增加,社会自主意识培养被忽视等负面问题。

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及其行为逻辑——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视角

在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行为模式之所以呈现出相当大的个性化差异,并给地方工业化、市场化的路径选择带来深刻的影响,关键在于随着制度环境的深刻变迁,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通过各种行政博弈,在中央下放的自主权基础上获得了一个具有扩张性的自主性空间。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扩张,意味着地方政府实际权限、职责及行为边界的弹性化和模糊化,意味着地方政府角色行为潜在多元化的可能性,它使得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角色呈现出深刻的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既可能基于其相对超前的市场经济认知信念或理性选择的行为逻辑,成为区域市场体系的培育者和引导者,也可能因为受制于对政治风险的顾虑或实现短期政绩最大化的追求,成为区域市场体系发育的阻碍力量。

再论“富人治村”--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视角的解释

既有研究难以从地方政府行为角度对“富人治村”的动力机制作出有效解释。在扎实田野调查基础上,本研究以地方政府自主性为分析视角审视“富人治村”的兴起和维系机制。地方政府(专指乡镇政府)自主性以行为过程的高度策略性和自利性为基本特征,以中心工作推进为着力点。研究发现,在村庄选举过程中,富人群体成为乡镇政府在强行政任务压力下的策略选择,而乡镇政府亦利用与富人群体之间的特有关系实现“优中选优”;在地方建设项目推进中,富人群体主导的村庄派系构成乡镇政府的一大治理资源,而乡镇政府以精英群体的实力对比为原则进行利益分配,从而实现行政任务的顺利完成;在村级民主决策中,乡镇政府通过策略性的利益抚平以实现村级民主决策与自身意志贯彻相契合。“富人治村”作为乡镇政府的治理策略而存在,且与地方政府自主性表达相互强化。在这当中,针对事权与治权不匹配背景下乡镇政府自主性的无序表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农村基层治理乱象,应给予有效治理,从而为有效激发“富人治村”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实现乡镇政府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再造、农村有效治理与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基础。

地方政府自主性与政商关系重塑——基于民营企业家政府挂职现象的比较分析

文章以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为视角,聚焦于近期各地民营企业家在地方政府挂职的案例,首先比较这与通过荣誉性的政治安排、直接出任党政职务等吸纳民营企业家的逻辑差异,然后剖析这一新的政治吸纳背后,各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发挥和具体逻辑上的不同。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扩张收缩调适"决定了对民营企业家政治安排的阶段性变化。地方政府安排民营企业家以"挂职"的方式出任行政职务,是基于维持地方经济增长或者治理转型的需要,对中央政府的禁令进行策略性地"规避"。从横向上看,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差异化逻辑决定了民营企业家政府挂职的多元模式。基于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要求,使得民营企业家挂职模式呈现"专业顾问型"特征;对经济绩效的追求,民营企业家挂职模式的"经济助力型"特征更加明显。出于政府"父爱主义",新生代民营企业家的挂职模式"学习型"特征更加突出。

政商关系的缔结、固化与瓦解:乌坎土地抗争中的地方政府自主性与社会力量

本文以内嵌于广东乌坎村过去20年间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地方政商关系的缔结、固化与瓦解的政治过程为案例研究对象，对中国地方发展中的政商关系的演化机制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认为正是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发展效率需求和社会力量的发展公平需求，二者在特定的宏大叙事语境中的矛盾性关系，决定了地方政商关系的演变过程，也形塑了平民阶层与政商阶层之间的紧张与对立关系。就地方治理而言，在当前政治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不断兴起的社会力量必定会不断冲击地方既有的、固化的政商利益格局，政商关系及其性质正在经历重大调整与转型，其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在地方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的重新定位，即地方政府自主性空间的重新调整以及地方政府对社会反向运动的保护性措施。着眼于中国现代化发展事业的未来，上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和保持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自主性，仍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

住房市场发展中的政府自主性及其提升路径

由于住房不平等现象以及住房市场失灵,政府对住房市场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政府自主性是政府干预住房市场发展的政治基础。基于自主性逻辑,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会导致政府干预住房市场的双重失灵。政府自主性在住房市场发展中面临着释放市场与保卫社会的悖论。随着政府公共性的回归,住房市场发展中政府能力的提升路径包括:强化住房政策顶层设计、提高政府与市场合作能力、厘清地方政府责任。

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制度基础

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在制度上基于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内在逻辑之中,这主要包括,超大型社会中的中央集权体制如何实现稳定与活力的并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国家自主性的困难;以及在压力型体制状态下的地方政府体系又如何维持自身的正常运行。

理解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四个维度

在中国发展转向内外循环并重的时期,地方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引擎,它的自主性问题再次变得重要起来。在制度化程度有限的地方政府运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不可能消失。本文将结合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相关研究,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间纵向关系、政府与干部的关系、城市与地方的关系四个维度探讨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内涵,以期更好地理解其现实意义。

基层政府自主性对村级选举民主的积极效应分析

农村民主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逐渐发展,历时来看,农村民主发展呈现出了变化,农村民主的具体发展变化是什么样的,变化原因是什么?采用观察、访谈、收集文本资料方法研究。研究发现相对20世纪90年代,农村民主程度得到提高。基层政府自主性有利于农村民主程度提高,较高政府能力有利于民主发展。基层政府通过选举政策灵活执行、解决选举纠纷、监督选举、维持秩序,提高了农村民主程度。农村民主是一种行政构建型民主。

地方政府自主性视角下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长期得不到有效满足。本文将地方政府自主性——城市偏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衡作为分析框架,阐明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地方政府自主性所导致的城市偏好倾向,造成城乡之间的不均等。

我国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一个模式——兼论地方政府的自主性

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对均衡地方财力具有重要作用,进而能够均衡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其推行和实施应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让财政能力强的地方政府自己选择适宜的转移支付对象,中央政府只须研究制定有利于地方政府关注长期"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标准。

省级政府的自主性与治理改革——以浙江省自主性变革为例

在我国以"发展与稳定"为目标导向的治理改革中,整体性的改革往往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而让省一级的中层政府先行,充分发挥其自主性来推动治理改革是我国政治发展的特殊经验。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制度框架下,省级政府发挥自主性的基础是中央的纵向授权,其动力在于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和中央分殊化的责任目标。受历史传统、效用目标和政治风险等因素的影响,省级政府的自主性行为在不同省份、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个性化的差异,从而塑造了不同的地方治理模式,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参照。

谁的、对谁的自主性:以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重构国家自主性理论

国家自主性是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界讨论较多的一个政治学概念,但存在三大盲区:仅讨论政府自主性,忽略了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自主性;忽略了政党自主性;很少讨论如何构建和维护国家与政府自主性。以中国为方法,即以现代中国的内外处境和中国共产党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的事实为基础,运用现代世界政治体系理论,可重构国家自主性理论。广大非西方民族、国家被纳入西方构建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丧失了民族、国家自主性;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力量楔入其内部,培植、归化依附性社会,瓦解政府自主性;先锋队政党或准先锋队政党通过高度能动的政党自主性,可构建国家自主性、政府自主性。

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行为模式及其变迁——浙江现象的行政学解读

地方政府自主性是理解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角色行为的重要变量,正是地方政府自主行为空间的日益扩张,铸就了市场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的多样化,铸就了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区域性和个性化差异。从温州模式到浙江现象,浙江之所以较为顺利地走出了一条区域市场体系发育和市场秩序扩展的成功路径,关键在于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地方政府的自主性行为,同市场体系的发育、扩展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地方政府在默许、支持民间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不断强化了对市场经济的认知信念,进而通过政府角色和政府行为模式的适应性调整,为区域市场体系的发育及市场秩序的扩展提供了较好的支撑条件。

政府规模理念与我国政府机构改革

“小政府、大社会”表达的是对过度膨胀的政府规模的理念反抗 ,其实质要求在于如何限制政府规模。从国家 (政府 )与社会的关系来看 ,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和政府自主性决定了政府规模增长的必然性。但是政府规模的无限增长会导致诸如财政赤字和官僚主义、政府职能过度分化和难以协调、政府权力的寻租行为等负面效应。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应该在突破“小政府、大社会”框架限制的基础上 ,树立以下基本理念 :明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职能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明确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动态发的过程 ;以社会力量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来制约政府规模的增长。

论发展型政府理论与实践

通过政府安排和参与的一系列市场和非市场制度建设,发展型政府以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来引领本国经济发展,增加其政府的合法性。发展型政府一般具有较高的自主性,使得其在国内和国际资源控制和竞争中具有更多的支配能力。精英大众范式政策制定模式普遍存在于发展型政府中,并影响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城市与地方关系视角下的城乡融合发展

如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基于中国城市传统以及地方与城市关系的独特性,研究城乡融合发展问题必须注意到城市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而既有研究普遍忽视了这一视角。近代已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传统的地方与城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城市地方体制和城乡关系紧密化的态势。结果是,地方政府在行政上服从于城市政府,地方社会系统服从于城市社会系统。在这种城市主导地方社会的城乡格局中,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就有一个如何发挥出地方政府相对于城市立场的自主性问题。而这需要地方政府找准政策平衡点,在城乡之间均衡分配发展权。在现阶段,如果说全局性的大城市中心主义一时难以撼动的话,走出市县内部的城区中心主义是一个可能的出路。

均衡利益秩序及其建构

均衡利益秩序是指社会成员都能够相互认可彼此获取利益的方式以及彼此所获取利益的种类、数量与质量。均衡利益秩序源于对利益秩序的合理统筹;均衡利益秩序的结果常常取决于利益秩序的均衡过程;利益秩序的均衡依赖于政府自主性的坚守与提升。

政府透明能否促进政府服务的提升: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以政府的企业服务为例

以中国为背景的政府透明度与政府服务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是重要的研究空白。因此,本研究以委托-代理关系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为切入点,结合中国情境下的政府廉洁度、地方政府自主性等理论,提出不同条件下政府透明对政府服务提升影响特征的假设;随后以地方政府的企业服务为例,以中国292个城市2017—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数据,借助面板数据回归、门槛回归等计量经济模型探究政府透明度对政府服务水平的影响和政府透明度、政府廉洁度、地方政府自主性在其中的门槛效应。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政府透明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政府服务水平的提升;在政府透明度高、政府廉洁度高和地方政府自主性高的地区,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反之则不那么明显。同时,在东部地区以上结论始终成立;在中部地区政府自主性的门槛效应依然明显,透明度的门槛效应不明显,廉洁度的门槛效应则呈现不同的特征;在东北地区政府自主性低时,呈现与假设相反的结果,透明度和廉洁度的门槛效应都不明显;在西部地区透明度、廉洁度与自主性的门槛效应均不明显。由此推测,在“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服务水平的提升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服务的进一步优化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政府透明化建设、反腐败和放权等措施只能在其中起到辅助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