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良性互动的机制——基于湖南省“三问”活动的启示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外在创始型政策议程成为决策民主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良性互动是实现这一模式的内在要求。从这一背景出发,分析了我国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良性互动的意义,指出了我国公众议程与政府议程互动机制存在的问题,并基于湖南省"三问"活动的启示,对其良性互动的机制的构建途径进行了探讨。

政府议程、媒介议程与国家形象——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总理记者会的解读和分析

在国际政治传播中,政府通过对重大事件的议程设置,引导和建构媒介议程,从而达到塑造政府和国家形象的目的。在现实的政治传播实践中,标榜自由主义新闻理念的西方国家,也无不积极借助于新闻媒体强大的社会传播功能,有目的地设置媒介议程,从而引导本国及国际舆论,借以提升政府和国家形象。本文基于传播学理论,以2010年中国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温家宝总理与全球媒体记者答问的问题为研究样本,从问题类型、提问媒体分布以及国际媒体的评价等方面进行解读和分析,从而探究政府如何有效地利用公共舆论平台,设置媒介议程,从而传播良好的国家形象。

网络时代大众媒介、公众、政府议程互动模式的建构与解读——基于网络事件中媒介议程设置的思考

本文结合近年来的典型网络事件,建构了网络时代背景下的"议程互动"模式,对大众媒介议程、公众议程、政府议程三者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

中国政府议程设置模式的变迁——“怒江事件”管窥

本文以 May Peter 关于议程设置模式的分类为基础,具体分析了1999～2004年在怒江事件中出现的议程设置模式的变动,并指出政府不同部门间和社会不同群体间利益的分化是变动的主要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政府议程设置模式的变动过程。

论政府议程设定中的大众传媒

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有限政府解决问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问题有所取舍,能否影响政府议程设定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议程设定的有关参与者角色定位。以信息化时代作为大背景,从大众媒体发挥影响的针对主体和主要方式的角度入手,着重探讨了大众媒体在此过程中的有限作用。

接近政府议程:我国政策议程设置中的政府、大众媒介和公众

政策议程设置是政策过程的第一步,是社会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的关键。在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的过程中政府、大众媒介和公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政策议程设置的不同模式。大众媒介与公众的话语权逐渐增加,社会组织、公众等主体参与政策议程的机会增加,而大众媒介作为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工具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政府议程”转化为“媒体议程”转化为“公众议程”

我们走过了壮丽的70年,奋斗在新时代。而我们新闻人,也迎来了超越纸媒拥抱互联网的新时代。在众声喧哗、需要激浊扬清的时代,我们生逢其时;在新旧融合、行业剧震不已的时代,我们破茧新生;在娱乐至上、"失焦""脱焦""跑焦"的时候,我们担当作为。有人总结说,党报的价值,就是推动实际工作、推动实践发展;党报的力量,来自"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是党报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中国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主动回应

政策议程的主动回应是将政策问题纳入行动计划的过程。既有研究往往忽略中国政策议程设置中的积极主动回应,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刺激—反应型模式只是中国政策议程设置的一种类型。本文关注的是党和政府如何主动启动政策议程,基于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主动开启政策议程的主要类型。公共政策的人民性体现为人民的利益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人民的感受是评判政策的标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产生出“一竿子插到底”的具体工作方法,它体现为政策议程的越级启动、由明确的工作目标产生的不经过公众议程直接进入政府议程、“回头看”中对现实问题的纠正而开启的政策议程。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产生的政策议程启动并不否认自下而上权利参与产生的政策议程启动,这种参与的制度化与途径的保障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回应、缺席、放大与变异:政府议程与媒体议程关系研究——基于2013—2016年“两会”养老话题的分析

本文以'两会'期间政府与媒体对养老问题的议程设置作为研究对象,以2013—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涉及的养老政策、凤凰网新闻后台抓取的73家媒体'两会'期间针对养老话题的1,144条新闻报道为分析样本,对政府议程和媒介议程的关系进行描述与解读。研究发现,新媒体环境下政府议程设置和媒介议程设置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政府议程中的某些议题并未得到媒介议程的回应、政府议程忽视媒介议程中的议题、媒介议程会放大或变异某些政府议题、媒介议程对政府议程的回应有一定的时间规律。除此之外,政府'新'议题数量与媒介议题报道数量基本成正比。

自然灾害中政府和媒体的议程互动关系——以台风“山竹”为例

在自然灾害应对中,政府利用媒体力量将事件信息传递给公众,研究媒体上事件信息的议题讨论与政府建构的事件议题是否一致有助于了解政府危机沟通效果。以2018年台风“山竹”为例,基于网络议程设置理论分析自然灾害中政府和媒体的议程网络及其互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和媒体的议程网络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且呈现出“合”与“离”的两种交互状态。宏观层面看,政策议程和媒体议程均聚焦于政府行为、事件陈述、实用信息属性上;微观层面看,政策议程建构逻辑偏感性色彩,议程网络结构呈现议题集中化和核心化特征;而媒体议程建构逻辑偏理性口吻,议程网络结构呈现议题均匀分布特征。据此得出:政府要主动建构议题,掌握危机沟通话语权;积极发挥新媒体特性,提高政策议程传播效能;合理组合议题要素,通过输出逻辑引导社会舆论。

试论政府议程与媒介议程关系——对苏联新闻体制再思考

虽然苏联已在历史中定格,但它在新闻领域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仍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本文从传播学视角来剖析苏联新闻体制,解读其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为探讨我国新闻媒体与政府关系提供思路。

突发事件中的议程设置路径——以“杭州地铁塌方事故”的政府危机管理为例

2008年11月15日杭州市地铁一号线施工现场发生了塌陷事故。本文旨在通过"议程设置"的概念和杭州市政府危机公关的处理分析政府在危机下如何设置媒介的议程,从而设置公众的议程。从杭州市政府的七次新闻发布会入手,以人民网、《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新华网、《钱江晚报》和天涯论坛作为议程设置的受者,进而分析杭州市政府议程设置的整个过程。

中国的政策议程分析——以公众议程为视角

政策议程可以区分为政府议程和公众议程,二者的互动与结合将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但由于信息资源的封闭与不对称、政治制度的封闭性、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缺失等原因,中国的公众议程作用一直较弱。强化公众议程的建构更符合现代民主社会对政策过程的要求。

服务型政府背景下政策问题的构建及实现路径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需弥补中国传统构建政策问题的缺陷,要在政策问题构建过程当中坚守价值取向的公共性、政府具有主动性及提升政策问题搜寻能力、健全公民意见与利益输入渠道。服务型政府建设背景下,应充分发挥政府议程的作用,多主体如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媒体等可利用多种途径与政府系统形成互动,共同认定真正的政策问题。

前瞻性治理何以产生——基于北京市“未诉先办”工作机制的实践探索

本文以多源流理论模型为分析框架,从发生学意义上将北京市“未诉先办”工作机制界定为前瞻性治理的实践形态。研究发现,问题源流的指标表现为基层治理主体主动排查“未诉”问题,反馈则表现为基层治理主体对“接诉即办”工作中同类型问题进行延伸性确认;政策源流表现为党政组织、街道、社区与居民组成多元联动的政策共同体通过“共商共治”的方式拟定政策方案;政治源流表现为十八大以来执政党一系列党内学习活动所形成的群众路线的复归,以及基层治理理念的创新性变革。随着党建引领成为基层治理常态化的政治动力,政策之窗被成功开启,从而实现基层治理从回应性治理向前瞻性治理的形态转型。

试析网民议程设置与媒体议程设置的关系——以河南女生“被落榜”案、菲律宾人质案为例

本文首先辨析了网民议程、网络议程、媒体议程、政府议程、公共议程之间的关系和异同点,并结合案例重点分析网民议程设置和传统媒体议程设置之间的关系,得出在不考虑外界干扰的前提下,网民议程设置和媒体议程设置的互动为正相关的结论。同时指出,无论各种议程是否存在差异,对公众保持信心是正确认识"议程设置"理论的基础。

政策议程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

群体性事件作为一种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已经被多种理论范式进行分析考量。本文主要借鉴公共政策议程的理论范式,对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进行分析,以期为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充分发挥议程设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德国哈根函授大学政治科学系的斯蒂芬·奥特曼在《行政与社会》2012年第44卷撰文指出，互联网显著提高了公民社会活动家影响政府议程、倡导政策变化的能力，非政府组织可以集合起来推动问题进入政府议程并对政策制定过程施加影响。在竞争性威权政体中，这种议程设定的方法可以很好地解释政策制定过程，执政党需要综合考虑不同观点从而制定政策。

政府引导下的突发公共事件网媒议程和网民议程博弈与互动机制研究

新媒体时代,公众通过网络逐渐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议程设置已从传统媒体转向网络,颠覆了传统议程设置功能.在这一背景下,研究突发公共事件舆论传播过程中网媒议程和网民议程的博弈与互动机制具有时代特征和重要现实意义.根据议题属性将议题分为正向议题和负向议题,运用演化博弈方法构建了政府引导下的网络媒体和网民议程设置的博弈模型,对模型求解分析与数值仿真,探讨了不同条件下的议程演化趋势.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社会环境氛围对网络媒体和网民的议程选择有直接影响;双方议程设置利益和效用的差异使网媒议程和网民议程交互影响而产生波动;当负向社会环境占据主导地位,两方系统很难靠自身实现良性运转时,政府应通过设置政府议程参与到舆情治理中,通过心理效应和奖惩制度引导网媒议程和网民议程,通过三方联动建立舆情危机的协同治理体系.

当前高校网络舆情引导机制的状况、问题与对策

新媒体时代，“四微一端”成为信息接受与传递的主要媒介。网络领域公民的独特话语权，使网络舆情广受国家重视并将网络舆情引导提上政府议程。由于大学生群体的广泛性、知识的广播性、思想和技术的先进性，使高校学生成为传播网络舆情和接受网络舆论的生力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