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模式研究

为了解我国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的优化模式,并为政府提高购买公共卫生服务的效率提出政策建议,作者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整理分析了三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的模式分别为:单独合同购买模式、服务券及"服务券+项目合同方式"、多种购买方式并存的服务提供模式。目前这三种模式取得的成效显著,不仅促进了卫生服务机构的发展及他们之间的竞争,还提高了服务质量并增加了居民满意度。但这些模式仍然存在人力资金设备投入不足,资金管理存在漏洞,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方式不合理等问题。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承接主体选择的伪竞争风险识别与防范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要实现增进效率、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的购买目标,一个基本前提是在选择承接主体时存在较为充分的竞争。然而,立足主体、行为和方式维度的分析表明,潜在承接主体数量的有限性、关系型购买行为的常发性、对竞争运用的失当性等主客观因素时常引发承接主体选择时有意识的虚假竞争和无意识的形式化竞争等伪竞争风险。为了防范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承接主体选择的伪竞争风险,需要从培育公共服务的承接主体、运用公共服务项目分解策略、探索公共服务供给的公私混合方式、通过准市场方式选择承接主体等方面针对性地设计风险防范进路。

互联网+医防融合健康管理新模式有效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

2016年湖北省宜昌市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探索互联网+医防融合健康管理模式,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首先,整合全市信息资源,搭建“智慧宜昌”信息平台,实现智慧医疗一网化;搭建医防融合重点服务人群智能分拣管理系统,实现基本医疗与基本公卫数据互通共享,协作利用;搭建统一的签约服务平台,与转诊协作、远程医疗、健康信息等平台对接,实现预约、就诊、转诊、结算过程智能化;家庭医生签约网格联动精细化,慢性病管理全程化,健康检测自助管理便捷化。初步实现了医防信息互通融合,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服务内涵不断扩展,医疗卫生资源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利用,有效提高了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这种新模式为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也为其他地区借鉴经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实践探索提供了实践参考。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治理法治化:立法空间、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

法政策学分析显示,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目前仍存在立法空间。为提高其治理法治化水平,应基于权利、平等与均等并重的立法价值取向,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两个方面进行建设。首先,建立国家、地方、部门多层次法律制度体系,从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政策的制定应当广泛征询社会意见并通过法制部门审查、政策转化为法律应当达到稳定的条件、加强法与政策之间的协调性等方面建立法与政策的良性互动机制。其次,建立包括主体、内容、程序、监督在内的一整套行为机制,逐渐推进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治理能力法治化。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风险识别

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是转变体育行政部门职能,将其从庞杂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也是体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与抓手。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是向社会采购的公共行为。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实施过程中伴随着一些风险,如果风险识别不出来,处理不及时,势必会影响公共体育服务效果。文章从体育法规、服务过程、评估管理等方面入手分析,提出公共体育服务过程中的风险识别与防范策略,目的是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效能,推动我国体育事业迈上质量更优、效率更高、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基于ISM和AHP的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绩效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之间关系复杂且影响力有差异。本研究旨在厘清这些因素之间层级关系和影响力排序,为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决策者提供参考依据。基于已有文献和公共体育服务购买案例,应用解释结构模型方法(ISM)分析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绩效影响因素间层级关系;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结构模型中各因素的影响力进行排序,得出指标体系各因素权重。结果表明:政治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是深层根本因素;公众参与路径、信息公开、专业人才培养和规范购买流程是中层间接因素;在表层直接因素中,资金监管、承办资质和购买方式等因素最为重要。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政府责任研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解决了政府职能转移和服务效率问题,但是服务转移会导致责任不清和责任缺失等问题,影响了购买服务的质量和效果。为了避免服务转移中的责任流失,需明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下的政府责任体系。文章通过研究购买服务中的政府责任构成理论,分析了政府责任的转变形式,探讨新形势下政府责任构成体系。政府职能转移并非责任转移,而是责任形式的改变。购买服务形势下,政府所承担的责任更多地由提供公共服务的直接责任转变宏观调控责任和论证、评估、监管等担保责任。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困境表征、形成机理与实现路径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是推进体育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和体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实地调查法,梳理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表征为政策保障日益健全,但相关法律缺位阻碍购买服务整体执行;购买数量趋渐增加,但过多非竞争性购买减损整体服务绩效;社会组织逐步壮大,但自身能力不足难以保障公共服务质量;社会公众广泛参与,但表达失灵致使购买服务内容出现失真。透析困境现象的形成机理不难发现,政府职能转变动力不足是导致困境的根源,社会组织发展环境约束是诱发困境的肇因,社会公共参与通道不畅是造成困境的推手。为推动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出塑造有为政府,强化责任担当;激活社会组织,实现职能旨归;协同社会公众,促进效能升级。

大数据赋能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化的运行机理、问题清单及靶向路径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对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化提出了新要求。该研究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调查等方法,探究大数据赋能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化的运行机理、问题清单及靶向路径。研究认为,需求精准识别、购买精准决策、过程精准监管和绩效精准评价是大数据赋能政府购买精准化的运行机理。大数据赋能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精准化的问题清单包括:意识困囿,精准化理念缺失;技术困囿,大数据应用基础薄弱;制度困囿,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协同困囿,数据割裂影响购买效能。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靶向路径:意识路径,植入大数据与政府购买精准化理念;技术路径,拓展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深度与广度;制度路径,完善政策保障与健全法律法规;协同路径,驱动资源整合与主体协同,以精准满足全民健身需求。

民族地区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理论与方法

从民族地区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理论基础出发,明确了民族地区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理论基础;其次,结合国内外相关领域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了民族地区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评价应遵循的原则,即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对比性原则;基于上述三项原则,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及特点,初步设计出包含4个一级指标(投入、过程、产出和结果)10个二级指标和48个三级指标的民族地区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最后,采用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确定了评价指标以及各指标的权重系数。为民族地区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绩效评价体系构建提供了参考依据。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范围和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如何影响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的问题具有复杂性,有待深入研究。运用数据包络法和多元回归分析对2016—2020年30个省市自治区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2016—2020年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水平较高,呈稳步上升态势;(2)高效率地区随时间变化逐渐聚集在沿海地区、中部以及西部的部分地区;(3)5年间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的比例不高,规模小,对公共体育服务效率有积极影响但不显著;(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对公共体育的支持力度对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购买方式市场化水平低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提出建议: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培育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服务购买市场;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之间的责任关系,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积极引导公民参与,给予公民参与管理的权利。

基层政府购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管理——基于三方主体分析框架的考量

以购买服务中的购买主体、消费主体、承接主体在需求管理中的主体类型、主体范围和主体作用为依据,可以搭建起基层政府购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管理的三方主体分析框架。基于该分析框架的考量表明:购买主体应通过建立系统性的信息调查体系、完善需求信息采集的方式方法进行需求调查,通过对信息进行分类和筛选来推进需求整合,通过选择好承接主体、加强监督管理来推动需求满足;消费主体应通过个体化表达和组织化表达进行需求表达,通过完善制度规范、拓展需求表达渠道来健全需求表达途径;承接主体应通过专业化需求识别、参与式需求识别来精准把握消费主体需求,通过培育承接主体专业化服务能力、注重消费主体需求导向来推进需求供给。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风险控制研究

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举措,也是一项对公共文化服务进行创新的举措。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采购虽然能够极大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风险。针对购买服务中购买主体、承接主体、购买内容、购买流程、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应当完善相关法规及配套机制、培育社会组织、健全群众需求反馈机制、规范购买流程、建立健全多元监督评估机制的风险控制措施,以期更好地提升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优势和效用。

政府购买公共教育服务:价值、困境与出路

政府购买公共教育服务是服务供给方式的变革,它有助于提升公众的获得感、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并推进共同富裕。这种供给方式在取得成绩的同时还面临着困境,如购买主体的业务能力有待提升、竞争性市场结构尚未形成、服务质量评价机制不健全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供给方式变革不可行,而是意味着需要在合作治理理念的树立、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健全、服务质量评价机制的完善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完善。

数字赋能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精准化:时代价值、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

数字赋能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精准化,是实现政府购买科学合理决策、体育公共服务高效有序供给的重要保障。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阐释数字赋能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精准化的多元价值与内在逻辑基础上,探究现实困境并提出推进路径。研究认为,数字赋能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精准化具有拓宽治理主体范围、引领供给思维变革、推动资源高效配置等时代价值。目前,数字赋能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精准化尚存在数字赋能精准治理理念匮乏、技术开发及应用滞后、制度保障不利和主体联动不足等现实困境。据此提出如下推进路径:达成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精准化理念与大数据理念的交叠共识、加快大数据信息技术在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开发与应用、加强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的制度规范建设、促进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信息资源整合与主体协同。

政府购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价值向度、 现实样态与实践路径

文章分析政府购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向度,指出回应性、公平性、法治化和政府责任是政府购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向度,针对政府购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的供需错配、政社边界不清、购买流程不规范、政府责任缺失等问题,提出政府购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路径,即构建乡村居民需求表达机制,精准识别居民需求;构建合作供给机制,廓清政社边界;规范购买流程,保障公共属性;建立责任机制,落实公共责任。

法治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受法律控制是“法律至上”理念的具体体现,是规范政府购买行为的应然要求。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受法律控制,必须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立法发展,对购买公共法律服务参与主体的具体行为规则进行建构,界定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权力边界;平等对待公共法律服务的承接主体,尊重承接主体的意志和权利;引入服务接受者为中心的思维,增强对社会公众需求的回应力,把公众的满意度作为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合同履行质量评价、合同续订等的必备条款;建立公平有效的竞争购买程序、合同管理程序与绩效评估程序,充分发挥多元监督机制。同时,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参与主体的不认真履行职责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通过责任追究将监督与评估转化为现实的责任,促进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发展。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审计面临的挑战与策略选择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审计的兴起可以建设廉洁政府,减少政府购买失灵现象;建设高效政府,积极回应民众需求;建设民主政府,推动民主决策与监督;建设法治政府,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实践中,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审计面临着公共服务的复杂性与特殊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审计标准的不一致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审计制度不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审计方法的内在不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审计存在主观缺陷、审计结果的整改落实不到位等多重因素之掣肘。为此,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审计,应凝聚共识,积极转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审计的观念;统一标准,建立科学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审计指标体系;明确口径,加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审计的制度建设;创新方法,切实提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审计的质量;注重培训,打造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审计的专业化队伍;强化问责,落实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绩效审计的整改建议。

公共服务购买中的政府资源:构成维度、面临困境及纾解进路

政府资源是决定公共服务购买活动成败的关键变量。有形的政府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无形的政府权力资源和信息资源共同构成了公共服务购买中政府资源困境的主要分析维度。研究发现:在政府人力资源上,参与购买活动的行政人员专业素养和能力有待提升;在政府财力资源上,公共服务购买资金供给乏力;在政府权力资源上,因行政权力使用不当招致寻租腐败;在政府信息资源上,信息获取和共享渠道梗阻。为规范政府购买服务,保障购买活动的顺利开展,需要不断提升行政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能力、科学安排公共服务购买资金、加强行政权力监督和行政伦理建设、持续完善各主体间的信息沟通机制。

大数据赋能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绩效精准管理研究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剖析大数据赋能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绩效精准管理的适应困境、模型构建及创新路径。研究认为:立足大数据赋能,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面临责任主体间组织结构与环境适应性羸弱、绩效精准管理中大数据技术运用不足、主体难以精准认知绩效管理价值属性等适应困境。立足政府购买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实际状况,基于结构重组(组织架构、主体权责、主体互动关系)、过程管理(绩效计划制定数字化、绩效评价科学化、绩效执行动态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精准化)、价值重塑(观念价值、治理价值、发展价值)构建“结构—过程—价值”理论模型。针对适应困境,提出创新路径:完善协同互动制度,构建权责明确的组织体系;优化绩效管理过程,聚焦数字化运行管理;树立绩效多元价值理念,强化大数据思维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