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浪潮”中调适政府边界助推治理现代化进程:根源、相关性与途径

在数字治理“浪潮”中调适政府边界有着深刻的内涵,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的特征。调适政府边界对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影响,这种影响源于:数字治理不同阶段对政府边界及治理能力、水平的需求不同;调适政府边界有助于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数字治理“浪潮”中针对现实需求准确地调适政府边界从而显著推进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可能性。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治理主体准确确定政府边界的范围;分项完成不同阶段的治理任务;革新治理理念并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力。

基层政府边界的效应表现及现代转型

当下我国基层政府的边界呈现出两种特征:职能的外在无限加压性和权力的内在无限膨胀性。而信任、治理、环境等方面的危机问题已经成为基层政府边界运行效应的主要表现。新的历史时期,作为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前沿阵地,基层政府应积极推进职能转换及权力的有机"进退",实现政府边界的现代转型。

政府边界问题及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研究——基于政府权力边界、职责边界、效率边界与能力边界分析

政府边界问题对于理解什么是政府,以及政府的合适规模。应该承担的职能以及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极为重要。政府边界问题实际上有两个层面,在显性层面体现为政府的实际规模和所支配的资源;在隐性层面体现为政府的权力边界、职责边界、效率边界和能力边界,其中权力边界界定了政府所拥有的权力运行范围,职责边界界定了政府应该要做什么和发挥什么作用,效率边界反映的是在哪个范围内政府的行为有效率的,能力边界体现的是政府所能够发挥作用的最大范围。这四种隐性边界共同界定并外化为政府显性边界,从而规范和塑造了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可以将政府职能按照权力-职责维度以及效率-能力维度的高中低程度划分为九个区域,认为政府职能优化的基本原则是集中于高权力-职责维度和高效率-能力维度的区域,而退出低权力-职责维度和低效率-能力区域,对于中权力维度-职责的效率则应根据市场、社会的能力给予酌情考虑,适度涉足。

“供给侧改革”中的政府边界研究--兼论县际竞争与产业政策

从"产权界定——价格准则——降低交易费用——分工利益——经济增长"的新供给观视角对目前中国经济困境进行深入分析表明,无论是"僵尸企业"、"过剩产能"现象,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都是因为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边界不清带来的交易费用所导致。供给侧改革的重心应该是如何界定这两种政府边界,让政府降低政策带来的交易费用,由企业自身寻找出路,降低信息费用,发挥市场优势,从而顺利实现供需转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雄安新区建设中的政府责任与政府边界

雄安新区的成立是党中央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雄安新区的建设不仅肩负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地的使命,还肩负着京津冀新经济引擎辐射使命以及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使命。鉴于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定位,以及雄安新区成立背景和发展使命的特殊性,政府在新区未来的建设与发展中需要承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双重责任,也将长期扮演重要角色和承担重要职责。而在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在雄安新区《指导意见》的宏观指导下,通过政府行为边界的契约化、政府绩效考核机制的创新以及政府责任内容的调整等措施,对雄安新区的政府责任边界范围给予动态的调整,以保障雄安新区建设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边界视域下我国老年体育治理逻辑与展望

围绕我国老年体育治理的政府边界这一议题,梳理了政府边界与老年体育二者的逻辑关系以及中外政府边界理论内涵,认为:①区别于国外理论,我国政府边界理论内涵是以人民为中心,通过维护人民权利、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维度探讨政府治理依据,并以政府权力、职责边界为支持构建起政府治理体系。②政府边界视域下我国老年体育治理逻辑涵盖3个维度,包括:基于价值—权力学说,需要在价值上以体育权利捍卫老年体育参与者的主体地位,进而明确老年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下的法定权力边界;基于职能学说,需以产业发展完善老年体育市场化供给,厘清老年体育市场中的政府职能边界;基于关系学说,则需以体育的健康属性完善老年人的公共健康促进体系,明晰老年体育治理政府协作中的部门职责边界。③政府边界视域下我国老年体育治理的研究展望:通过基础性概念的理论溯源与层次建构来梳理该研究领域的要素和结构,提升研究张力;通过分析影响机制、识别和评估结果效应来厘清要素间的动态发展机理,强化研究解释力;通过理论体系本土化来适配中国特色的老年体育治理问题,促进研究系统性发展。

数字时代政府边界的倒U型演变——基于非均衡治理视角

从电子政务时期到数字治理时期,政府边界呈现倒U型演变,这一演变具有诸多特征及表现,其动因归于多个方面。政府边界倒U型演变过程中面临一些困境,宏观成因是制度完善速度与现代化速度非均衡。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边界将继续收缩但不可能无限收缩,而是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小幅度变化。助推这一演变的宏观途径是促使数字治理相关制度的完善速度等于甚至快于数字治理演进速度,中观途径是改进法律体系、完善相关制度及指导理论等,微观途径则分属多个领域。

用预算改革界定政府边界

对纳税人而言，最关心的不外是政府打算做什么、正在做什么、做了什么。每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是要回答纳税人上述三问。不论是用文字、数字、图表或符号，其目的都是让纳税人了解政府行为，以进一步纳税支持政府的下一步行为。

权力清单构建政府边界

3月17日，国务院审改办在中国机构编制网公开了国务院各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汇总清单。此次公开的汇总清单，涵盖了60个有行政审批事项的国务院部门，各部门目前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共1235项。

浅论市场与政府边界

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与政府边界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世界几次巨大的经济变动都与政府边界与市场发展密不可分。实际上,政府边界与市场本质上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本文就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提出较为浅薄的见解。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府数字治理的相关问题研究

随着以大数据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政府治理领域的应用,数字治理在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关键举措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与挑战。文章首先从职责边界、权力边界、能力边界和效率边界4个维度解构数字治理中的政府边界;接下来从体系、技术、方法等层面解析数字治理中政府的职能履行;最后从边界、技术、主体等维度审思数字治理中可能存在的陷阱。文章分析表明,数字治理中政府不仅要关心治理边界,更要关注治理技术的应用,建立协同机制,以共建共治共享的姿态履职尽责,以应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断涌现的数字治理之挑战。

流动的责任边界:基层政府的业务与政治

本文以一起“非正常上访”的事件过程为研究案例,探讨了基层政府责任边界的变化以及相关行动策略的产生。基层政府具有“业务部门”和“政治单位”的双重角色面向,其行为逻辑也不同——前者适用理性官僚制,清晰的任务边界设计在实践过程中使得基层政府责任边界模糊,为其规避风险留有制度空间;后者适用于政治统合制,模糊的任务边界设计反而迫使基层政府重新清晰其责任边界,展现出担当的一面。基层政府受两种制度逻辑的影响,责任边界呈现出“流动性”的特征,其行为也从“风险规避”向“风险担当”转化。本文使用“流动的责任边界”作为分析框架,强调情境变化和基层政府的双重角色面向在其行为塑造过程中的作用,以此对话和发展已有的基层政府责任研究。

重大工程“政府-市场”二元治理效率分析与作用边界动态调整研究

为确定政府与市场二元作用的有效性,明确政府与市场作用边界,建立交易成本和制度可能性边界模型对重大工程“政府-市场”二元治理效率进行分析,并采用熵权可拓物元模型对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市场介入度在6~8的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模式的治理效率最高。不同情境下的“政府-市场”二元治理效率有所差异,应根据不同权责配置方式选取相应的二元治理模式,明确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并基于全寿命周期视角对重大工程内部治理模式进行动态调整。最后提出厘清角色定位、加强制度约束以构建重大工程项目的政府与市场协同治理路径。

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及其边界研究综述

本文从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演变阶段与理论依据、对市场失灵能否成为政府公共管理理论基础的争议、新公共管理模式下的政府角色定位与政府边界和国内界定政府边界的几种代表性观点四个方面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及其边界的研究进行了综述,目的旨在梳理理论界研究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及其边界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脉络。

边界不断扩张下的政府管理绩效如何提高

市场不能解决社会公平和经济稳定问题是导致政府边界从传统狭义的市场失灵的范围不断向外扩张的外因,政府的企业性质则是政府边界不断扩张的内因。政府的企业性质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性,决定了市场不能解决的社会公平及经济稳定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因此,随着政府边界的不断扩张,政府的行为必须得到约束和规范,并严格限定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即使需要政府干预,也必须遵循成本-收益原则,以提高政府的管理绩效。应当明确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重建有限政府,实现公共企业民营化,推动公共服务社会化,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增强国家在开放经济中的竞争优势。

应该强调有限政府边界清晰

我们一定要强调政府的边界和有限政府、政府依法执政这样的理念。

基于交易成本视角分析医疗服务供给的市场与政府边界

一、市场与政府边界确定的一般理论分析 关于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市场与政府边界问题，可通过交易成本理论进行解释。不同产品和服务的交易特征决定了交易成本。通过比较交易成本的高低可以确定市场与政府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边界。例如，如果通过市场契约导致过高的交易成本，则主要通过政府提供服务。

公正程序与公共原则:地方政府边界重划的三项主张

本文原题为'Redrawing Local Boundaries:Deriving the Principles for Politically Just Procedures',选自约翰·麦里格莱纳(John Meligrana)主编的《地方政府边界重划:政治、程序与决策的国际研究》(Redrawing Local Government Boundaries: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Politics,Procedures and Decisions,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4)。罗南·帕迪森(Ronan Paddison)现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理系教授、高级荣誉研究员,曾任《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空间与政治》(Space and Polity)等国际人文地理、城市治理研究主流期刊主编,长期从事区域城市治理与地方政府规划研究,在多中心城市治理、社会政策以及城市政治变迁领域造诣颇深。从政治地理学与市政管理学角度来看,地方政府边界重划及市政辖域分并调整,其实质为城市空间和区域资源在特定行政结构、发展结构、财政结构背景下的再次组合排列。因此,地方政府治理与城市治理在关注相关改革动因与管理技术的同时,不应忽视地方政府边界重划的公正程序与公共原则。在本文中,帕迪森教授通过审视地方政府边界性质以及地方政府边界重划所涉问题,指出重新建构更为适当的地方政府边界应遵循三项主张。具体而言,地方政府边界重划应反映地方相关主体的偏好和需要,应具有公平的、透明的和相对较易实现的程序,还应包容不同层级精英的合理利益诉求。

政府参与普惠金融发展的动因、方式和边界

在普惠金融发展中,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有助于解决正外部性、垄断、公共物品缺失和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金融市场失灵。政府参与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式:一是提供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使正外部性内部化;二是鼓励和培育金融市场主体,促进金融业充分竞争;三是加强金融、法律、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普惠金融提供有力保障;四是加强普惠征信体系建设,发挥基层政府组织优势,减少和消除信息不对称。政府参与普惠金融发展,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到位而不越位,做到普惠内容不泛化、市场主体决策不干预、发展方向不偏差、参与过程不脱节。

论政府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责任边界

政府的本质属性和精神卫生服务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应承担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责任。然而,因我国政府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边界不明,导致现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难以应对21世纪我国精神卫生问题面临的严峻挑战。依据市场体制发展规律和政府治理之道,转型期的我国政府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应承担的主要责任包括:提高精神卫生的知晓率,健全精神卫生人权法规,制定精神卫生人才培养规划与政策,把精神卫生医治与康复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根据地域、人口密度与发病率等的关系和现代组织设计理论重构精神卫生服务网络与合理配置精神卫生资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