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隐性担保、信贷资源配置与“双支柱”调控——基于BGG-DSGE的模型分析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保障中国经济平稳增长的底线。政府隐性担保有利于降低信贷融资的摩擦成本,发挥应对危机的兜底作用,但亦会形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信贷获取和偿还约束上的偏向性分布,造成信贷市场的分割和信贷资源的错配,并随着错配度的加深,给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新的波动。传统的货币政策与新型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搭配,被称为“双支柱”调控框架,用以应对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实证分析表明,当经济面临各种风险冲击时,“双支柱”政策对国有企业的调控效应相比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有利于抑制企业过度负债行为,起到控制非理性抬高杠杆率及抑制系统性风险积累的作用,更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多重目标,提升经济福利,促进信贷资源有效配置,进而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率和安全性。

杠杆率变动对企业金融错配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隐性担保

文章选取2010~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对杠杆率变动和企业金融错配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检验了政府隐性担保对其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1) 杠杆率变动和企业金融错配之间存在“U”型关系。相较于低盈利、低成长、大规模企业,杠杆率变动对高盈利、高成长、小规模企业金融错配的边际影响更大。2) 政府隐性担保在杠杆率变动与企业金融错配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政府隐性担保使得企业杠杆率和金融错配之间的“U”型关系更加平缓。综合上述逻辑传导,在金融供给侧改革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实践中,应当妥善解决高杠杆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和民营企业仍存在融资难问题,助力产业的转型升级,早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有股权、政府隐性担保与国有企业银行贷款

首先构建数学模型对国有企业国有股权通过政府隐性担保影响银行贷款的理论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然后以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国有企业国有股权经由政府隐性担保对银行贷款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隐性担保将对银行贷款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国有股权与政府隐性担保和银行贷款之间都呈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政府隐性担保将在国有股权与银行贷款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相比于地方国企,政府隐性担保在中央国企国有股权对银行贷款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大。研究结果阐明了国有股权与政府隐性担保在国有企业银行贷款中的作用,为优化国有企业股权结构、规范政府隐性担保行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和实证证据。

政府隐性担保对商业银行次级债券的风险约束功能的弱化

商业银行次级债券投资者因缺少有效的风险转嫁渠道而具有最强的消除股东道德风险的内在激励。但政府隐性担保的存在使次级债券找到了一条类似银行存款一样的风险转嫁渠道,弱化了其风险约束功能。要充分发挥次级债券约束商业银行风险作用,就必须消除次级债券持有人对政府隐性担保的预期。我国在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应该发挥次级债券市场约束力对政府监管的长期内的替代作用和短期内的互补作用。

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研究——基于政府隐性担保的背景

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渠道有"低利率影响资产定价、收入和现金流"、"追求收益"等,我国政府对大银行提供隐性担保,由于大银行的经营行为有较大外部性,更可能在危机时得到政府救助,因此在货币政策变动时,相对于小银行,其更倾向于追求高收益,具有更大的风险承担倾向。我国14家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宽松时,银行风险承担提高,与其它银行相比,大银行的风险资产比例和不良贷款率提高较多。本文得出结论认为,政府隐性担保导致的"大而不倒"现象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中央银行应该弱化其"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强对银行的风险监控。

政府隐性担保对我国信用债市场的影响分析

在我国,信用债的发行常常伴随着政府的隐性担保,但近年来违约事件的频发打破了市场对于债券刚性兑付的预期,使信用债的价格大幅下跌。本文通过建立基于市场对债券未来收益和政府隐性担保预期的模型,试图分析政府隐性担保对信用债的价格、预期收益和投资人杠杆率的影响,解释为何在一系列不利因素影响下,市场信心受到动摇时信用债券价格的下跌会远远超出市场预期跌到基本面价值以下。进而指出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隐性担保对贷款人债务风险和债权利率的影响

企事业单位主体的债务融资,与宏观经济、企业自身信用及企业资金流转状况,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而以政府作为隐性担保的债务融资,通常出现在国有企业、城投公司的融资过程中,政府、贷款人与融资主体之间,经由隐性担保这一债务机制形成连接,但贷款人或债权人并非不会考虑债券投资带来的违约风险,而是综合多种因素分析投资的风险溢价、收益率。本文主要探讨政府隐性担保,对债券融资违约风险、债权利率的影响。

政府隐性担保预期对城投债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2022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加强对融资平台公司的综合治理提升到了极为重要的高度。厘清政府隐性担保预期对城投债的影响,有利于在防范金融风险和防范地方债务风险之间取得平衡,促进金融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外生政策冲击的视角,文章探究了政府隐性担保预期的下降对城投债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2014年打破刚兑政策出台后,政府隐性担保预期的下降导致城投债流动性显著恶化,而违约风险是政府隐性担保影响城投债流动性的重要渠道。研究还显示,打破刚兑政策带来的城投债流动性下降,显著提升了城投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以及城投债的二级市场信用利差。研究结论对于防控金融市场风险、逐步推进削弱政府隐性担保相关政策以稳定市场预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府隐性担保与会计稳健性

政府隐性担保在当今世界经济体中普遍存在,本文以中国最早的国有企业债券违约作为对预期政府担保的外生冲击来寻求识别和建立因果证据,观测政府隐性担保弱化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国有企业第一次债券违约事件后,随着政府隐性担保的预期下降,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显著提高,而在非国有企业组中,会计稳健性无显著变化。(2)政府隐性担保对国有企业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债务融资比重较高的样本组更为显著。进一步,政府隐性担保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政府隐性担保、信贷资源配置与“双支柱”调控

政府隐性担保有利于降低信贷融资的摩擦成本,发挥应对危机的兜底作用,但亦会形成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信贷获取和偿还约束上的偏向性分布,造成信贷市场的分割和信贷资源的错配,并随着错配度的加深,给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新的波动。传统的货币政策与新型的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搭配,被称为“双支柱”调控框架,用以应对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政府隐性担保的测度问题:一个文献述评

新时期有效测度政府隐性担保日趋重要,而该研究领域仍是一片蓝海。本文结合隐性事物的研究逻辑,重新界定了政府隐性担保,并考察了其测度工作的特殊性。本文将现有方法按测度目标分为直接测度法和间接测度法两类,进而系统梳理了相关文献。直接测度法和间接测度法分别针对担保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在当前应用中,两类方法分别存在较大的模型设定误差、估计误差以及代表性误差。对此,本文就未来研究的拓展方向进行了深入探讨:直接测度法应在更契合现实的标的现金流结构和担保规则下建立结构模型,并借助“异常”状态刻画担保信念;间接测度法则应聚焦担保产生机制,拓宽担保来源范围,并重视担保信念修正规律。

银行竞争、隐性担保与城投债信用利差

地方政府债务的融资成本与银行竞争和政府隐性担保有密切联系。文章采用2008—2018年地级市银行数据,利用银行分支机构的集中度衡量银行竞争程度,研究银行竞争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并引入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研究发现:一方面,银行竞争能直接降低城投债的融资成本,但其作用程度受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的调节,隐性担保能力越强,银行竞争降低城投债信用利差的程度越大;另一方面,银行竞争还通过地方政府隐性担保能力的中介作用,间接降低城投债利率。对银行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股份制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数量增多能降低城投债的利率。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新《预算法》并没有打破城投债的隐性担保。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实证结果,文章认为应当继续深化金融业结构性改革,推进地方融资平台的市场化转型,适度加大法定债券发行规模,逐步打破市场对融资平台的隐性担保预期。

政府隐性担保风险定价：基于我国债券交易市场的探讨

近年来,中国债券市场的违约现象呈增加趋势,如何合理估计债券价格,有效度量政府隐性担保,保障投资者权益成为市场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可违约债券CIR仿射定价模型基础上引入政府隐性担保作用,并运用卡尔曼滤波法对该隐性担保作用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1)自2011年地方国有企业债、中央国有企业债和民营企业债开始频繁交易以来,政府隐性担保长期显著存在于我国债券市场中;(2)市场对于隐性担保预期理性,具体表现为不同信用评级、不同债券种类间隐性担保水平有明显区别:AA评级中央企业债和地方国有企业债的定价中,分别隐含着对应政府以39.9%和6.7%概率进行的隐性担保,而类似隐性担保在AA+评级中央企业债和国有企业债定价中分别为33.9%和1.2%。

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政府隐性担保与国企过度负债

本文以2013-2017 年沪深 A 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收集年报披露的前十大股东中非国有股东持股与委派人员数据,分别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结构两个维度衡量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实证分析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对国企过度负债的影响以及政府隐性担保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越高国企过度负债水平越低,并且相较于股权结构维度,高层治理结构维度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有助于缓解国企过度负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隐性担保程度的提高抑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对国企过度负债的缓解作用。本文不仅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下通过发挥非国有股东的治理作用来缓解国企过度负债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研究结论也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既要股权结构的“混”,更要治理结构的“合”,并且要减少政府隐性担保,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这对有效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政府隐性担保、市场化进程与信贷配置效率

本文基于默顿(Merton)期权定价公式,创新性地构建政府隐性担保指标,并以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深入剖析政府隐性担保对信贷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隐性担保提升了信贷数量配置效率以及信贷价格配置效率,前者在高盈利企业中更为明显,后者在高盈利、低成长以及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从纾解企业"融资难"视角看,政府隐性担保掣肘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从改善企业"融资贵"的角度看,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府隐性担保可以作为市场机制的补充。据此,在经济遭受负面冲击的时期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府隐性担保能够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随着经济全面复苏以及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纵深推进,可逐步弱化政府隐性担保,以使市场在信贷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

国有企业政府隐性担保对社会资源非对称影响效应研究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运用KMV模型估计了2010年以前上市的所有企业的违约概率的基础上,通过PSM模型对国企与民企进行匹配分析,考察国有企业的隐性担保强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政府隐性担保会通过信用增级的形式增加国有企业信用;(2)财政能力、辖级国有企业数量和行政层级都是影响国有企业政府隐性担保转化为国有企业信用增级的因素;(3)政府隐性担保通过国有企业信用增级形式加强了社会资源的倾斜分布,对社会资源配置所产生的非对称影响,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基于政府隐性担保退出预期的金融机构违约风险重定价

取消政府隐性担保或将成为未来政策重点,这将引起隐性担保退出的市场预期,导致金融机构违约风险的重定价。在金融机构自身资产价值随机运动的情形下,文章分别分析了离散时间隐性担保与连续时间隐性担保下金融机构总资产价值的动态随机运动规律,在结构化模型框架内构建了考虑政府隐性担保预期的违约风险模型,度量了政府隐性担保退出过程中不同风险状态金融机构的违约概率与预期损失。研究表明:(1)随着政府隐性担保逐步退出,金融机构违约概率逐渐增加,预期损失呈现先增加后递减的过程。(2)金融机构资产价值波动率越大,杠杆率越高,在政府隐性担保退出过程中其违约概率与预期损失越大。

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杠杆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是保持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手段,但不可避免在微观企业层面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利用2007—2020年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企业杠杆分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提升会促进辖区内企业“加杠杆”的行为;第二,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会加剧企业杠杆分化程度,经济增长目标提升幅度相同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杠杆率上升程度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第三,在政府隐性担保和金融分权的作用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杠杆分化程度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剧。因此,优化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注重国有企业经济绩效考核,减少政府隐性担保和规范金融分权,这些举措将为“结构性去杠杆”政策营造更适宜的外部环境。

政府介入、市场有效性与信贷资源配置——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在市场主导信贷资源配置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意义重大。本文力图将政府隐性担保纳入企业债务融资理论框架,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剖析政府介入与市场有效性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政府与市场呈动态互补关系,当市场不够有效时,政府介入可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当市场足够有效时,应由市场主导信贷资源配置。实证研究表明:政府隐性担保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且市场有效性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同时政府隐性担保还能够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本研究为新结构经济学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信用评级风险与债券违约——以华晨汽车集团为例

在政府隐性担保的影响下,我国债券市场上部分国有企业信用债券存在信用评级与违约率倒挂的现象,形成较大的信用风险。打破国有企业债券的政府隐性担保预期,需要政府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对违约国有企业进行救助,并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相关配套措施。本文以华晨汽车集团债券违约为例,从政府隐性担保角度,对目前我国债券评级市场上存在的国有企业债券信用评级失效的现象进行分析,并探讨债券违约的省内传染效应、信用评级的动态调整以及债务违约后的政府救助。研究发现,由于政府的隐性担保,华晨汽车集团债务结构失衡,同时伴随汽车行业景气度下滑、自有品牌盈利能力不足等问题,从而陷入流动性危机并发生债务违约。华晨汽车集团的债务违约带来了辽宁省内其他国有企业债券融资成本的上升。在信用评级方面,发行人付费模式可能带来信用评级中枢的全面上移,投资人付费模式相对有效,但也存在信息获取不足等问题。本文发现政府应当持续推进对债务违约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救助,坚定打破国有企业债券的政府隐性担保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