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教冲突之引发要素

古代中国的政教冲突主要指政权与宗教组织间的冲突。引发政教冲突的表层要素除了常见的政教间、宗教间的矛盾以外,统治者的个性因素不容忽视。引发政教冲突的深层要素源自政教各方对社会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争夺。合理分配有限的社会资源,是引导社会走向和谐的重要问题。

从政教冲突到政局重构:清前期西藏与拉达克之战及其影响

17世纪上半叶,拉达克打破西藏阿里三围的政治平衡,占领古格、普兰,成为实际上的"阿里王"。南亚莫卧儿帝国等政治势力得以渗透,迫使拉达克改宗伊斯兰教,严重威胁藏传佛教在阿里的传播和地位。政教冲突引起西藏与拉达克关系的紧张,最终导致1679-1683年的西藏与拉达克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战场在今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和印控拉达克境内。战后,重构了清代阿里地区的政治格局,西藏在除拉达克之外的阿里地方建立行政制度,设置阿里总管管理普兰、日土、扎布让和达巴等四宗,拉达克则依附西藏,加强与西藏各领域的联系。

德怀特·莫若与墨西哥政教冲突的缓和

1926年,卡列斯总统颁布极端的反教权法令,墨西哥政教冲突激化,演变成一场内战——基督战争,而此时因石油问题陷入外交僵局的美墨关系,受其影响更加紧张,这一形势下,柯立芝总统任命德怀特·莫若出任驻墨大使,对这场战争进行有效调停。在莫若的周旋下,墨西哥政府、梵蒂冈教廷和墨西哥天主教三方最终达成妥协,成功缓解了墨西哥政教争端。莫若也因此享有极高的声望,其外交是美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

中世纪西欧政教之争原因简论

11—13世纪,西欧的政权与罗马教会之间发生了规模较大的两次争斗,罗马帝国的传统将世俗君主与罗马教会结合在一起,双方互为依存,政权对教会采取扶植与控制并用的策略。后罗马教会自10世纪改革后实力增强,教权至上理论与皇权至上理论发生了严重的对立,二者的关系由合作到剧烈冲突。11世纪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和13世纪的争夺西欧最高统治权斗争说明了双方在利益上的巨大冲突,这对欧洲政教关系的特点与政治格局的走向影响深远。

扫罗与撒母耳冲突原因初探——对《撒母耳记》的多视角解读

扫罗是以色列第一位君王,撒母耳是犹太人历史上最后一位士师,两者处于从士师时代到王国时代过渡的特殊时期。因而,作为"上帝"权能代表的先知撒母耳和世俗王权代表的扫罗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冲突的产生有撒母耳个人心理方面的因素,也与历史政治大环境对王权的呼唤和王国建立初期的政教冲突有关。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考论

《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是一部佛教护法专题文献汇编总集。释彦悰围绕沙门敬拜君亲这一问题,收录了东晋至唐高宗朝的122篇文献,约成于龙朔三年。沙门敬拜君亲为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与世俗政权争议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中国古代汇编此一专题者仅此一部。此作除了具有较高的佛教史、思想史价值之外,还有一定的文献价值。《集沙门不应拜俗等事》的版本经历从写本到雕本两个发展阶段。唐代写本虽然已经佚失,但从《慧琳音义》《可洪音义》来看,写本与后来的雕本极为接近。此作版本相对稳定,是由三篇六卷的编纂设计以及文献大多为唐代官方档案存藏的属性决定的。

寻找革命者——论商人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中的两种

引子:谁是革命者美国当代法学名家伯尔曼(HaroldBerman)在探讨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时,曾提出以下著名论断:西方法律传统产生于一次“革命”,并在后来数个世纪的过程中被革命周期性地打断和改造.①他认为整个西方法律传统是于12世纪和13世纪时,在教皇革命的冲击下形成的.这一11世纪末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所发动的主教授职权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全面政教冲突。

宗教与公立学校

前言 公立学校早已成为美国政教冲突的舞台。围绕自由信仰和第一修正案法规条款的问题宗教与公立学校已进行过反复论争。政治与宗教的这些冲突，主要是由于那些积极热心而又坚持不懈的努力的结果。这些努力要把公立学校基督教化，削弱由第一修正案所保证的公立学和校国家的世俗性质。这一点，即使在未被人们承认的时候，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