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史》与《安多政教史》中的和硕特蒙古历史记述之比较

《青海史》与《安多政教史》都是关于青海、安多地方史志的名著。在这两部著作中,都对和硕特蒙古的历史做了一定的记述。本文从"年代记述的差异"、"历史事件记述的详略程度"、"历史人物的评价"、"资料来源和写作特点"等几个方面对两部著作做了比较,认为这两部著作的记述各有特点,并都为我们研究和硕特蒙古的历史、蒙藏关系、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从整体看,《安多政教史》的文献价值超过了《青海史》。

《西藏民族政教史》略议

法尊所撰写的《西藏民族政教史》是我国第一本以严谨的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完成的西藏历史教材,对藏汉文化交流、沟通藏汉关系以及促进民族团结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当时藏汉交流热潮的大背景下,该书成为了汉族人民了解西藏历史的一个重要途径。该书作为教材行文浅显,论据严谨,结构清晰,对大量的历史事实从学术的角度进行了考证,符合汉文阅读习惯。该书与同时代藏族学者根敦群培所撰的藏史《白史》一起,从不同角度以严谨的学术风格向人们呈现出西藏的历史,开启了现代藏学研究的大门。

理塘寺早期政教史初探

理塘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个重要寺院,它与川、滇、藏之间都有一定的历史影响。文章把理塘寺的早期历史分三个阶段加以探讨,即三世达赖时期理塘寺的创建;五世达赖与和硕特部蒙古统治时期理塘寺的兴衰;清初七世达赖时期理塘寺与七世达赖的关系及该寺的振兴等历史。理塘寺早期政教史及其特点说明,理塘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不无关系,在它发展过程中曾受到诸因素多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明清以来汉藏文化在此交融,使理塘乃至于康巴地区历史和文化呈现出自己独有的特点和魅力。

汉译《安多政教史》(摘登)

智贡巴·贡却丹巴饶杰所著的《安多政教史》中有关青海的部分,已由我院民族研究所尼玛太、星全成二同志译完,并经黎宗华副教授校正。为了征求专家、学者暨研究工作者的意见,本刊从本期起将陆续予以摘登。

清代苯教在安多地区的传播与演变——以《安多政教史》为中心

《安多政教史》作者是智观巴,该书系统地叙述了安多地区藏传佛教寺院历史,在研究安多区域宗教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中有关19世纪安多地区苯教发展情况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通过对这些记载的系统梳理、分类研究,我们可以对19世纪安多地区苯教的历史沿革、地域分布、改宗状况及苯教雍仲七部等问题有一个初步认识。苯教在元明时期一度达到了鼎盛局面,却在清代走向衰落,分析其衰落的原因,从外因看是失去当权者的扶持,加之自身发展乏力,也有教派改宗等因素。内因是苯教没有一定的经济势力,组织松散各自为政等问题。外部与自身的双重作用下,导致苯教在清代不断衰落,造成了安多苯教基本都在涉藏地区的边缘地带发展,且规模较小的独特发展格局。文章通过梳理《安多政教史》相关记载,分析苯教在安多地区衰落的原因,厘清19世纪安多地区宗教生态面貌,彰显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各民族文化所展现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同时为我们现阶段探讨一种宗教发展兴衰提供启示意义。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

在研究西藏政教合一的产生、发展及其消亡的历史问题上,以前历史学家曾有过两种不同的观点。一些同志认为,西藏自有佛教之后,即与西藏的政治相结合发展起来,而非脱离政治单独的发展。其原因是,宗教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一定阶级的政治的反映,从来没有离开政治而单独存在的宗教。因此说,在藏王松赞干布时代,以佛教教义制定法律。

石窟寺考古与美术学研究的互鉴——《文殊山石窟研究》评介

文殊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祈丰藏族乡所在的嘉峪山中,这里地处河西走廊西部,祁连山北麓,周边与青海省以及酒泉、玉门、嘉峪关市等地接壤。文殊山石窟始建于东晋明帝太宁时期,经过魏、晋时期的建设修缮,到唐、宋时期达到鼎盛,名扬四方。文殊寺,藏语称“嘉木样贡巴”,汉语即“文殊大寺”之意,属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据《安多政教史》载,文殊菩萨曾显灵于此,故名为“文殊寺”。

白马寺小史

白马寺座落在青海省东部平安县城湟水北岸的山崖。寺观虽小,却素享盛名。白马寺古称金刚崖寺。金刚崖者,因山崖有金刚佛的雕像而得名。至于后来为何改称白马寺,则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最近笔者在学习中看到一些有关白马寺的藏文史料,不妨写出来,以供读者参考。

简谈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藏族教育

新中国诞生40多年以来,青海的民族教育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绩。但同全国其它省市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要彻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首先应该按照“改善环境,突出重点,开放联合,分类指导,分层次发展”的战略要求,抛却传统观念,调动各界志士仁人的积极性,群策群力,坚决把民族教育列入我省诸战略的重点,优先发展。

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述略

绪说 藏文文献的历史应该从文字的历史说起。按照通常的说法,藏文是在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的文臣通米·桑布扎创造的。过去已经有不少人对这一说法表示怀疑。我们也觉得一种文字的创造、流传、使用以至完善化都得有个过程。不可设想在创造文字的当时就能写出“大块文章”,翻译成部的经典,何况还有些难以解释的疑点。总之,我们觉得藏文的历史应该更早一些,文献的历史相应地也应该向上推。不过,目前还没有更早的资料可以应用,我们讲藏文古代历史文献这个题目只好姑且从七世纪中叶讲起。

止贡噶举派在西藏的兴起及发展

在西藏政教史中,噶举派的分支十分繁多,藏学界对此有两支四大八小两派三巴之说。噶举派的教派之分并非教义之分,而是教主之分。一个教主由转世或世袭构成,人易而头衔不易,教主以寺院为中心,以为号召。正因为如此,噶举派才支系繁多,但也有因教主的衰败而支系湮没的现象。所以,延至今日,噶举派仅存四支,即:噶玛派(据领导地位)、主巴派(在不丹及拉达克势力最盛)、达垅派(不绝如缕)、止贡派(趋于灭亡)。

论文成公主入藏

论文成公主入藏何耀华文成公主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实现唐、蕃和亲，在中国封建社会“和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之地位。”和亲”一词，早见于《周礼》、《礼记》、《左传》等先秦之古籍，但其意义与西汉以后的不同。如《周礼》曰：“五家相受相和亲”［１］，意为五家相亲...

略谈西藏地区茶叶的传入与种植

一、茶叶何时传入西藏《尔雅·释木篇》中说:“槚、苦荼(茶)也。《释文》茶,(艹名)之类。《注》树小如栀子,多生叶,可煮作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艹名)。”由此可知,中原大地人们饮茶在秦汉以前就已开始了,距今已有4000多年。至于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据葡萄牙传教士在公元1852年所著的《中国西藏旅行记》中所说:“

佑宁寺的王佛和五世王佛的《佑宁寺志》

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的佑宁寺以代出名僧而驰名藏区。对这些名僧的研究是研究佑宁寺的重要内容,且有助于搞清我省宗教史的有关问题。国内对佑宁寺名僧的研究开始得较早,近年来又有文章陆续发表。但限于资料,仍有不少空白。特别,对于该寺五大昂之一的王昂涉及得更少。本文根据最近得到的五世王佛阿旺钦饶嘉措的《佑宁寺志》,结合原有的其他史料,对该寺王昂的王呼图克图系统作初步探讨,并对王佛的《佑宁寺志》内容作一扼要介绍。

青海贵德珍珠寺碑记

珍珠寺,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县城东面两公里今河东乡所在地。藏语称该寺为“觉觉拉康”(),关于此名的来历有两种说法:《安多政教史》说“觉觉”系汉语“珍珠”的变音,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应蒙古太宗窝阔台的儿子阔端召请赴凉州会见,路经青海时曾到贵德朝拜乜纳佛塔,以阔端所赠珍珠一斗为资金兴建了一座寺院,因此称为珍珠寺;一说觉觉拉康是“觉卧拉康”的变音,因寺内的释迦牟尼像是仿照拉萨大昭寺的觉卧像造成,因佛像为觉卧像,故称觉卧拉康。相传元明时代该地的贡巴部落和麻巴部落各有一座萨迦派小寺,明弘治年间贡巴部落的贡格噶居巴从西藏学经归来,将二寺合并为一,扩建为贡巴寺,

迎接第二届《格萨尔》国际学术会在拉萨召开

敦煌马卷下限是九世纪,提到五个不同的格萨尔,“格萨尔”一词出现在九世纪之前。十四世纪成书的《王统记》提到格萨尔,十七世纪成书的《王臣记》提到岭格萨尔。有格萨尔其人的提出,最早是十六世纪末洛桑慈诚的《印度八大法王传》,说格萨尔其人生活的年代后于朗达玛,先于阿底峡。十八世纪,蒙古族藏学家松巴·益希斑觉说,格萨尔生于康地。十九世纪,丹巴饶杰在他的《安多政教史》中,说黄河上游都是岭国格萨尔王统治的地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外学者开始对《格萨尔》全面重视,并着手研究。任乃强首次提出格萨尔其人是岭葱土司的祖先,系宋代湟水流域的唃厮罗王;

杨化群的藏学生涯

杨化群的藏学生涯晓浩左上的半边牙齿全掉光了，加上面部瘫痪没完全治愈。他的四川话含精不清。他坐在椅子上，盖着绛红色的袈裟，喝盖碗茶。他是著名的藏传佛教因明学专家。住在拉萨阿沛小院中一间装饰现代的房子里。他终日孜孜不倦。有个佛学哲理，叫“因缘所生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