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与《周礼》政治教化之道比较

《管子》与《周礼》成书年代相近,都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顾颉刚认为《周官》与周公或儒家无关,且《周官》与《管子》之中心思想相同,应出于齐国或他国之法家;杨向奎则从社会经济制度着手,认为《周礼》或为战国中叶齐人所作。郭伟川因不认同两人之说,已从溯源"六官"制度以辨其非。本文则主张欲比较《管子》与《周礼》中心思想之异同,应从攸关万民生活的政治教化之道着手。正文主要藉由两项重点详加讨论其异同:政教目的,呈现"教训成俗"与"由俗入礼"之别;政教对象与内容,呈现"四民职业教育"与"士庶成人教育"之别。最后,则以《管子》注重富国强兵之道,《周礼》主张培养君子与良善万民,二者虽有相关之处,然而确实存在一些重要差别,顾氏、杨氏之说是否恰当,可再深入思考。

元代学记文中的国家形象

元代学记文是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学文献,其所塑造的高水平教育大国的形象,蕴含着当时统治者企图通过兴学而强国的国家意志,并透露出元人对国家高度的自信心和强烈的自豪感。元代学记文中的教育观,其核心实为一种政学相通的教育理念,体现了一种取士以德行为本和重视忠诚教育的鲜明的政教目的。学记文中所塑造的教育大国形象,充分反映了元人的教育自觉和自信,在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和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