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政教合一”与耶稣的“政教分离”之比较——中西视阈下的“政教观”透析

孔子和耶稣分别作为儒家与基督教的不祧之祖,他们对"政教观"的幽思彰显出强烈的价值分野。孔子的"教"主要是"教化"之意,而耶稣的"教"主要是"宗教"之意。孔子将政治与教化合二为一,提倡君王应集教权与政权于一身,而耶稣则将政治与宗教相分离,提倡宗教与政治应各安其位。在中西视阈下,孔子的"政教合一"与耶稣的"政教分离"之区别主要体现在"尚一趋同"与"双峰对峙"、"家国臣民"与"一仆二主"、"附魅"的君王与"祛魅"的凯撒三个方面。

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在三国儒运衰微、西晋儒术复振、东晋玄儒消长的过程中,宣扬王权一统、四海归一仍是其间重要的文人心态和文学命题。魏晋咏物赋具有鲜明的儒家"比德"观的痕迹,而其篇幅容量和表现技法又有着异于汉赋的细入、周密、采缛等特点。此外,魏晋的变乱局势激发了文人关注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独立批判、注重挖掘和表现内在情志等主题,更是创新性的拓展了汉赋言志讽喻的传统。儒家政治文艺观念在流变中不断向魏晋辞赋渗透,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魏晋辞赋对于儒学影响的剥离运动也始终存在。魏晋玄儒并济的赋风、东晋玄言赋的兴起与纯自然化笔法的推广,均是其表现。

试论慧远的形神观及其与政教观的关系

本文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慧远形神观的主要观点：形有尽而神不灭，神可传异形，修习佛典可以摆脱形累达到无患。同时论述了慧远政教观的特色：在家尽“形敬”，出家尽“神敬”，两种敬统一于“神”。并指出二者的内在联系：其形神观是其政教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此基础上，本文揭示出慧远政教观的实质在于调和政教矛盾，归结点是“敬”。

“崇王”论与儒学政教观——唐太宗“中和”美学思想的衍化及实践

出于稳定唐初政局的考虑,唐太宗推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意识形态的三教并重文化体系,继而成为儒家“中和”美学观的拥趸者。论文以唐太宗“中和”美学思想为出发点,探究“崇王”论产生的美学逻辑,以及“崇王”论如何通过复现儒学价值观和“王字”入碑实践,使文艺的政教功用与审美功用相统一,实现文化传承和社会教化。

政教功用文学观的理论传统

强调文学的政教功用价值,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传统贯穿古代文论史及文学史之始终。政教功用观对于古代文学创作、反对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古代文学实用价值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

政教功用文学观的理论传统

强调文学的政教功用价值,是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传统贯穿古代文论史及文学史之始终。政教功用观对于古代文学创作、反对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古代文学实用价值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

政教功用艺术观下的传统中国画

政教功用艺术观下的传统中国画,秉承着政教功用艺术观的传统,在宫廷绘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题材成为优先考虑的因素,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成为主要的创作原则,人物画则采用类型化、概念化的模式。花鸟则采用象征、类比和谐音的艺术手法来为政教服务。山水则因统治阶级不同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趣味而表现出不同的图式语言和风格特征。

政教功用文学观成因之探索

政教功用文学观是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始终的一根红线.它的生成及流行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儒家学说的实用性、功利性及作为统治思想的作用、古代文人的仕宦意识、人生价值观的影响和文学本身的工具性质等因素相关.

中国古代政治文学观的确立─-从孔子“诗教”说到汉儒“政教”观

孔子从"仁"学思想出发，对《诗》的特征及作用进行全面总结和分析，形成了以"兴、观、群、怨"为核心的诗教说，注重诗的道德意义和社会功用，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汉代儒士对孔子诗学观进行扬弃改造，从文学与政治敏感对应的角度，通过对《诗》的曲解误读，对《乐记》的观点进一步发挥，确立了"审音知政"的政治文学观，既肯定了诗的抒情特征，又特别强调诗的美刺和政治教化作用，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石。

论元稹、白居易的文学观

唐代中期,以元稹、白居易为核心形成一个客观存在的诗派,在当时及后世均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既以“元和体”特指“元、白诸公诗”.又单立“元白体”.足见其文学史地位。在体派纷呈的元和诗坛,元稹、白居易大倡儒家诗教的功利性文学思想以及为时为事而作的写实化创作实践,显然是元白一体得以确立的最重要原因。

贞观宫廷诗坛风会论

贞观盛世，诗坛上的宫掖遗风，与唐初统治者对南朝文学艺术的喜好和提倡有关。就文学自身而言，以宫廷诗人为中心的贞观诗坛的矛盾现象，是魏晋六朝文学嬗递的延续，也是唐代诗人以南朝声色为基础、融合北朝贞刚之气，以表现恢宏雅正之新朝气象的历史必然。

理论趣尚、创作实践与政治语境——再评曹丕及其《典论、论文》

在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作家的文学主张与他的创作实践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反。曹丕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曹丕的《典论.论文》虽然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但仍属于传统的儒家政教文学观。可以这样说,他在理论上推崇汉音与儒学道统,在创作上却能突破其矩,表现出魏响的特色来。《论文》是作为拥有政治话语权的曹丕消弭人际矛盾、表达政治诉求与人生期望的产物。

试论汉人的文学分类观

文章对扬雄、班固等人的文学分类观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共同的特点是依据作品所含政教意义的大小、多少或有无分类,而不是像后世人和现代人一样根据作品的题材、形式、风格等其他标准分类,这表现出儒家诗学对汉代文学分类观念的巨大影响。

《商君书》刑罚思想新探

先秦典籍《商君书》蕴含着丰富的刑罚思想,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赏、刑、教三位一体,综合施治,做到明赏、明刑、明教相互联动,追求无赏、无刑、无教的自治社会。其刑罚思想是一种施政措施,表现在政教观、赏刑观和刑罚观之中。在治理方法上倡导“兴国用赏罚”,提出重刑罚、轻奖赏的赏刑观;在具体适用上刑罚与奖赏有层次、重尺度。刑罚的目的追求“以刑去刑”,区分现实刑与预防刑,最终达致“重轻,则刑去事成”的社会效果。在社会管理上利用激励机制,主张“治民避乱”的治理效果。《商君书》刑罚思想是先秦法家法治主义思想的具体化,其现代价值在于重新审视重刑主义的历史客观性,揭示集体法律责任中西文化的契合,以及预防犯罪的社会管理功能。

“曾点之志”与儒家政教理想

《论语·先进》“四子侍坐”章的“曾点之志”,关涉到何谓儒家政教理想的问题。曾点之志如何异于三子、又因何获得孔子认同,成为后世关注的焦点。从通时达变到明体达用,从礼乐教化到天理流行,对“曾点之志”的汉宋诠释分歧,集中体现了经学与理学这两大思想传统的根本差异,揭示了儒家政教理想的内在转向。对此转向的理解,还应结合《公冶长》“颜渊季路侍”章“孔子之志”的汉宋诠释来审视。

“思无邪”诠释辨证八则

“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駉》,关于其内涵的诠释,在诗本义、孔子之意及后世人理解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文章经过辨析认为,《駉》实为不能确定年代作者的马祭颂诗,汉宋至今以“正”“诚”为主流的三条诠释路径与“思无邪”本义呈现疏离状态;“思无邪”和“温柔敦厚”虽共为诗教,两者的诠释却无共通之处,“思无邪”与“郑声淫”本非同一层面的问题;而以“思无邪”为诠释对象的教化观念,与孔子思想中的政治、诗旨、礼乐部分都息息相关,不应偏废。“思无邪”本义经由儒学、诗学诠释发生了丰富的语义流变,构成了深厚的文史内涵。厘清“思无邪”诠释的历史脉络与诸多问题,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孔子的思想和精神。

唐诗历史进程与存在方式之重构

超越政治史规范下的文学史观,是重建唐诗史论构架的关键;而对其文学体式、艺术渊源、时代精神、文化特征诸端的剖析与省察,是重构唐诗史的理论基点,从而在文学与历史的双重属性、审美与现实的两重层面认识中,见出其历时性与共时性兼具、互涵、统一的时序结构与存在方式。

岁时风俗知识的记录传统及多重记述形态

《荆楚岁时记》成书前,关于岁时风俗的记录,存在于子学文献、地记文献与志异类文献中,展示的是其与政教、地理、风俗传说间的学术关系。汉魏时期,在政教风俗观、地理风俗观、民间风俗传说这三类体系下,形成了古代文献关于岁时风俗知识的不同记录传统及其多重记述形态。

论元结及《箧中集》诗人的人生态度、文学思想与创作倾向

论元结及《箧中集》诗人的人生态度、文学思想与创作倾向许总与杜甫共同构成唐诗史时代性特征扭变的是元结及其所编选的《箧中集》中诸诗人。《箧中集》收入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等７人诗２４首。７人诗作，除《箧中集》所收，只有沈千运另...

论元白文学思想的现实功利性及其诗化形态

唐中期的贞元、元和年间,随着传统儒学的全面复兴,以儒家政教文学观为内核的文学复古运动亦蓬勃展开。对此,向来论者皆以建立儒家道统学说的韩愈为此一思潮的最高体现。然而,以韩愈为核心分别形成各以诗、文为创作重点的两个文人群,古文创作主张“文以明道”,诗歌创作则注重“不平则鸣”,儒学观念与法则并未完全规范其诗、文创作。与之相比,在元稹、白居易的诗、文创作中,则不仅体现出儒家文学思想的全面影响与支配,而且在诗歌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