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世纪中后期基督教会的发展与晚期罗马帝国政教关系

4世纪中后期,基督教会与罗马帝国皇帝的关系形成新的平衡,教会与皇帝之间形成了依赖彼此、相互支持,又各自相对独立的新关系。皇帝支持教会扩大影响力、维护教会的既得利益,在与多神教的争斗中与基督徒站在同一阵营,而教会则在风云变幻的局势中支持皇帝,当皇位不稳固或战争爆发时教会利用宗教影响为皇帝助力。这种相互依存又彼此独立的关系,是罗马历史发展趋势与政治局势相互影响的产物,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对后世欧洲政教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全面抗战时期璧山县国民教育的政教关系研究(1940—1945)

抗战大后方的璧山县在“新县制”推行的背景下,开始实施“政教合一”的国民教育体制。研究表明,“裁局设科”后的璧山县域国民教育行政体系,虽秉持新县制“政教合一”的制度设计,使得县域国民教育管理呈现垂直化的趋势,导致基层教育主管机构的权力缩小;地方社会行政与教育两方围绕国民教育人事的冲突与矛盾,更反映了大后方基础教育政教关系的不稳定性。如何找到政教双方分工合作与相互联系的具体路径,是战时大后方国民教育实施的核心内容。

两汉至唐时期的佛教中国化——以政教关系和伦理规范为主题

佛教中国化的内容很多,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处理政教关系。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佛教中国化就涉及如何处理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伦理规范;如何处理与类似国教的道教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通过对两汉至唐这段历史时期佛教中国化进程的考察,重点分析了佛教在这一历史时期是如何处理和应对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而初步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

爱资哈尔在当代埃及的政治参与及其特征和影响

爱资哈尔在历史上长期居于埃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位置,构建起伊斯兰最高权威和阿拉伯民族象征的双重身份。现代以来,爱资哈尔不断增强的国家认同决定了其以配合政治权威、服务国家利益为己任,日益趋向依附国家政权,经历了从支持阿拉伯社会主义到倾向政治伊斯兰主义,再到倡导伊斯兰中间主义的思想演变,逐渐形成了以爱资哈尔长老为核心的宗教学者参政主体,以伊斯兰教义原则为参政依据,以丰富的社会资源为参政基础,以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为参政目的的独特政治参与方式。爱资哈尔积极参政辅政,致力于社会变革与文化建设,在协调政教关系、推动埃及社会发展、凝聚国家认同、促进社会公平、引领社会舆论、塑造社会主流价值、参与国家治理等诸多方面,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广泛影响。

金元全真教政治认同的历史考察

政治认同问题是政教关系的重要一面。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是在金元王朝政教生态语境中循序展开的,呈现出理论性(遵国法、尚王道的论说)与实践性(以教辅政的政治支持行为)、动态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特征。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敬而远之、古朴清修(1159—1183),尊王讲道、赢得信任(1184—1219),以汉接蒙、体道辅政(1220—1256),主动臣服、依附发展(1256—1368)。特别是大蒙古国时期,全真教变被动臣服为主动构建,推动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有机结合的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政制建设。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是长期以来中国大一统历史语境下佛道佐国扶命、崇尚王道传统的赓续。在金元少数民族政治语境下,全真教成为以忠孝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因的重要传承者。全真教的政治认同与金元统治者对它的认可是一个有机互动的过程。以“王律”统合“道律”是全真教成功发迹并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政教不分”的制度诱惑——渡边华山的洋学经世思想

渡边华山是日本江户后期一位开眼看世界的政治家,他通过学习洋学知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世思想。面对西方列强的世界扩张,渡边华山呼吁日本要认清历史大势的变化,以变应变。他提倡实学,重视教育,积极介绍近代西方的学校制度。作为杰出的画家,渡边华山认为治国与绘画的道理相同,需要“上下一体”全身心投入。他崇尚西方国家处理政教关系时“政教不分”的制度模式,认为借鉴这种模式有助于实现其举国一致的政治理念。而如何处理天皇制则成为其政教关系模式中蕴含的最大矛盾,这一点也被近代日本的历史所佐证。

从道教内道场看宋朝的政教关系

所谓道教内道场,是指皇宫内举行的道教宗教祈祷活动。宋朝虽以重文崇儒著称,但对道教始终采取尊崇态度,皇宫内时常举行各种类型的道场。宋朝举行内道场的缘由主要有:祈雨祈晴祈丰收,统治者病危祈复康,统治者死丧祈超升,为统治者祝寿,为国祈福等。内道场没有固定举行地点,但有些宫殿较经常地成为举行道场之处,皇宫内有些设施则专门是为佛教、道教而兴建的。内道场的内容带有很强的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为政治服务的色彩。道士也以能赴内道场为荣。这些情况反映了政教关系方面的新变化:一方面封建国家积极引导宗教为维护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宋代道教徒也逐渐认识到,为社会、为国家、为政治服务对于维持宗教的生存和发展是必要的前提。一些不从事物质生产的宗教人士,他们由于以特殊的方式为社会、为国家、为政治服务,已有向职业化演变的趋向。

国家规制与宗教组织的发展 中国佛教的政教关系史的制度分析

政教关系是中国宗教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佛教史的内容,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梳理了围绕着佛教僧团制度建设与组织发展的有关问题,藉由僧团戒律与度牒制度之间的某种对立与比较,认为戒律作为一种组织和认同机制,体现了僧团自治的努力;通过对中华帝国的传统的宗教治理策略之一的度牒制的原由、作用及本质的分析,认为这一规制措施在本质上体现了政治凌驾于宗教之上的权威地位,但却在实施过程中成为寻租和逐利的工具。通过历史经验的比较,认为宗教组织的纪律、原则等有可能成为社会组织化的机制,指出政教关系的基点在于宗教组织的自治特性与能力,这应当成为国家的宗教治理的前提。

从庙产兴学风波看民国时期的政教关系——以1927至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十年,庙产兴学之声此起彼伏,佛教界的反抗可谓不屈不挠,本文主要探讨了1927—1937年的三次庙产兴学风波。在简要说明庙产兴学由来的基础上,对庙产兴学过程中的政教冲突与调适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论述,并对庙产兴学及民国政教关系的特点作了总体的评价。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政教关系对比研究

土耳其与巴基斯坦一直具有传统的友好关系,共同的宗教信仰是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相互认同的一个重要基石;两国95%以上的居民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在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两国历史发展中都曾出现伊斯兰政治化和政治伊斯兰化的趋势,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伊斯兰复兴是两国都要面对的问题。本文试图在探讨土耳其与巴基斯坦建国之初对伊斯兰教的定位的基础上就两国在政教关系方面的异同作较为深入和系统的比较和分析。

试析蒙古政教关系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蒙古的政教关系以 1 989年底开始的“民主改革”为界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从 1 92 1年人民革命胜利以来 ,蒙古的政教关系经历了由相互协作、利用到相互排斥、敌视的几个阶段 ,此后 ,以政压教的关系一直持续到 2 0世纪80年代末期。 1 990年之后 ,随着蒙古国内“民主改革”的发展 ,政府对宗教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政教关系依法得到健康发展。但政教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一是国家如何处理与佛教的传统关系的问题 ;二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 ;三是如何协调各宗教间的关系问题。随着蒙古国内传统宗教的恢复发展和非传统宗教的壮大 ,政教关系更趋复杂化。

从庙产管理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教关系——以1927—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在对庙产实施管理的过程中,与佛教界发生了诸多磨擦和冲突。有些磨擦和冲突经过多方协调,基本得到解决;有些磨擦和冲突由于比较复杂,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也未能完全化解。

徘徊于政治与宗教之间——基督教江西黎川实验区研究

1933年在江西黎川成立的乡村实验区是国民政府与基督教会密切合作的产物,甚至被作为政教关系和谐的典范加以宣传。但从政教分离的角度分析黎川实验区的动作过程以及结果,便发现政府和教会都有失当之处。在政府方面,邀请教会参与乡村建设,旨在淡化这项工作的政治韵味,让教会不自觉地充当了国民政府的政治工具;在教会方面,虽然充分意识到政府密切合作有对政教分离原则的潜在危害,但实际运作中又过分看重教会与政府合作的重要性,因此,在政教关系的处理上不能严格持守政教分离的原则,偏离宗教立场,宣教工作乏善可陈,最终使黎川实验区在政治和宗教两方面处于尴尬的困境。

侵华时期日本宗教团体的政治态度——以基督新教为例

1931-1945年日本侵华时期,日本基督教会备受本国政府的控制和打击,然教会主流却选择了迎合侵略;日本教会也曾呼吁和平,但除少数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外,多数和平言论皆不纯正,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动摇性,最终被侵略之音所淹没。战时日本教会的政治态度,反映出日本宗教团体面对战争时宗教理念与世俗利益的纠结,最终世俗利益占据上锋,但却需要用宗教资源对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解释和辩护,欺人并自欺。宗教在战争面前是一把双刃剑,值得深刻反思。

法律、政治与宗教

本文首先分析了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所包含的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实质内涵,进而从法律的目的、法律权威的依据和法律的根基等三个方面指出了宗教对于世俗法律的提升意义。本文认为,法律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涉及法律背后的价值基础。尽管法律在有限的范围内是自主性的,但法律的最终价值或道义之根基,是法律自己无法给出来的。因此,对法律进行宗教视角的分析,探讨法律的正义性基础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儒家中国道、教、政视野下的政教关系问题

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以前圣与王合一、道统与政统合一;春秋战国以降,圣与王一分而为二,道统与政统分立。道与教的关系:道是本根,教是枝叶;道是本质,教是形式;道是源,教是流。儒家道统思想源远流长,教统亦渊源甚古,二者的关系:道统是教统价值之源和指导思想,教统是道统落实的基本途径。三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秦汉以降政教时有矛盾冲突。在儒家中国语境下讨论政教关系问题不能忽视道统这一维度,应该在道统统摄政统与教统的三元结构下探讨政教关系的特征。

钱穆论王官学与百家言的政教意蕴

钱穆通过考察王官学与百家言的关系,阐发政、学合一的传统,揭示出中国历史上立国必立教(文教而非宗教)的意义。钱穆将王官学与百家言的用法从战国秦汉扩大到整个中国历史,也就将原指诸子的百家言扩大到所有民间学说,从而在王官学与百家言之间建构了一种动态的政治政教结构。钱穆考察了经学作为王官学在中国历史上屡次重建华夏政教的历史经验,这对我们今天重新理解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与文教的关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论政教分离的价值及适用

宗教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宗教与法治的关系是世界各国和地区面临的共同课题之一,也是各国和地区法学、政治学、宗教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人类社会有信仰,现代国家离不开法律。国家要处理好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就必须完善宗教立法、依法管理宗教、发挥宗教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本期两篇文章,围绕着如何处理宗教与法治的关系,特别是新形势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宗教与法律的关系,充分认识宗教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公正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从不同的侧面对主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或高屋建瓴,或阐幽发微,或政策建言,均主张将法律的社会治理同宗教的人文关怀结合起来,实现古老的宗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实践价值。

儒家经典政制中的政教关系——以黄宗羲之学校论为中心

"学校"之设计是黄宗羲政治思想中极具特色的部分,其核心在于对传统政治中之政教、政学关系予以一种具体的制度性规划,堪称儒家政制理念中关于政教关系问题的经典论述。具体而言,学校之功能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作为精英再生产与政治伦理养成的重要场所;其次,作为公议中心与政治权威之所在;最后,也构成了基层社会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由此,学校既体现了"道统"在制度层面对于"政统"的规约,也展现了"教"在塑造基层社会风俗、秩序方面的意义。

藏传佛教与藏区基层政权探析

藏传佛教与藏区基层政权关系是政教关系在该地区的基本表现。藏传佛教在藏区的特殊地位,对基层政权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均有挑战。应对藏传佛教对藏区基层政权挑战要采取相应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