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术 心术 学术——梁启超、严复评王安石之歧异探微

梁启超和严复可称晚清民初思想界双峰并峙的两位巨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有许多相同点,但亦有明显差异。1908年,两人对改革家王安石的集中评论为我们认识其异同提供了极佳的视点。两人当时各自的处境不同,严复地位极高,而正值壮年的梁启超游亡海外,希望得到清廷重用,因此,他们对王的评议也就有所差异。在政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新政以肯定为主,辅之以批评;严复对王安石的评议前后一贯,有肯定也有批评。在心术方面,梁启超对王安石称颂不已;严复对王安石有褒有贬,认为其理想本身就有问题。在学术方面,梁启超关注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强调"求大义以经世";严复则侧重于文学和哲学两方面,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王安石的思想,故批评多于赞许。上述歧异不仅彰显了梁启超、严复思想的各自情状和不同内涵,也体现了两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方法,折射出晚清思想界的复杂面相。

宋南渡文化重心偏移东南述论——兼对两宋政术的历史省察

理学开创者程门师徒两度预见,国家的文化重心即将偏移东南;而当北宋文治鼎盛时期,南方儒学已有长足发展。宋廷播迁,直指东南,虽说迫于形势,实亦气运所趋。随着定都临安,政治中心移驻,国家文化中心因以入迁,从而加速文化重心转移。南宋中兴之治,奠定了文化重心偏移的政治基础;高宗继体守文,规划了南宋文化建设的总体格局。而文化建设的主导趋向,就是用道学来缘饰政术。宋代政治之于学术,有如中了二重魔咒,总在新学与洛学之间,互相纠缠而此消彼长。如此,道学崇黜便成为政术争端的焦点,文化重心也就维系在这个焦点上。就南宋偏安之政局而言,用道学来缘饰中兴之治,不仅加剧政术二元摇摆,而且养成士民素质巽懦,日益消磨恢复中原之志。

道学与政术之间:论张载礼学的二重进路

张载所处的北宋社会,面临着来自佛老盛行和积贫积弱两方面的危机,在此种背景下构建的张载礼学,以这些问题的解决为指向,以“道学”和“政术”为其进路,此二者彼此贯通、互为依据,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礼学思想的独特之处。“道学”应对佛老盛行的思想危机,张载礼学由礼之自然追溯到礼的形上依据,并进而以变化气质、知礼成性实现人在持礼过程中的内在超越,为士大夫的心性修养提供了佛学之外的途径。“政术”则应对积贫积弱的社会危机,张载以渐复三代为最终理想,通过以礼为教追求贤才之培育,对敦本善俗和社会教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哲学视域中黄老道家的理政之术

形成于战国时期的黄老道家,以其基于自觉的天人无隔的整体大宇宙意识下的强烈家国天下之情怀,创造性地成功诠释、转化了老子的“自然无为”理念,推出了高标自然而然的终极最高价值的“无为”、“贵因”的理政之术。“无为”昭示了治世理政上的“不干涉主义”;“贵因”则倡言君王遥契道而包容所有人,涵纳其一切个性,真切看重并善于因顺和凭借臣下及众民的智慧、才能和力量,以圆满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由此昭示出黄老道家既不同于老子“自然的理想主义”、又不同于正统儒家“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可贵理性、现实性品格,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价值与意义。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技术运用及分析——以镇江市跃进河水环境整治工程设计为例

文章结合镇江市跃进河水环境整治工程设计,对城市黑臭水体整治过程中经常运用的工程技术进行了分析,并对一些新技术、新设备进行了介绍,为当前各地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张载答范育书三通与关学学风之特质

由今本《张载集》及集外文献所收张载答范育的三通书札,可以从三个方面透视关学学风之特质:（一）“道学”与“政术“不应歧为“二事”的政治主张;（二）“正心求益”的为学之方;（三）“深沉方有造”的道学志趣。

论梁启超的国民精神批判

从19世纪末维新运动失败,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非常关头。西洋列强的铁骑肆意横行于中原大地,关防瓦解,国土迭遭蚕食瓜分,正所谓“十八行省之公地,何处非以血为染;四百余兆之同胞,何日非以肉为糜”,中国社会及其经济基础受到了极为强烈的震荡。但值此变乱之际,国民的精神状态却严重地落后于时代前进的潮流,已成为中国社会走向当代世界的沉重负担。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杰出领袖和文化大师,以其敏锐的目光,犀利的笔锋,率先揭起国民精神批判的大旗,为民族的复兴而召唤时代的新民。梁启超国民精神批判的理论,在思想领域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它不仅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潮,孕育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批激进反传统的思想家,同时也启发了新型改良主义者梁漱溟等人走向农村实践之路。

时势论:英雄无心影——传记文学的阐释策略

梁启超虽然不是职业传记作家,可是他的传记数量可观,影响巨大。他的传记写法新颖,特色鲜明,在中国阐释性传记中独树一帜。"政术为第一义"、"世界之人之眼光"和"以造时势为究竟"是梁启超传论的三大特点。可是,它们也是梁启超传记的主要问题所在。倚重历史事实,忽略传记事实,这是梁启超的传记阐释的致命弱点。

中国古代官箴文化论纲

中国古代官箴文化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它肇始于西周,形成于战国秦朝,确立于隋唐,发展于宋元明清。它由为政之道,为政之德与为政之术三部分组成,共同构成了官箴文化的体系。这种防范优先的道德自律与有效的制度约束相结合的防治模式,有助于澄清吏治,防范与减少贪腐行为与渎职犯罪,具有自律性、启示性与警示性的借鉴作用。

魏征与《隋书》的鉴戒思想

本文从我国封建史学发展的角度出发,论述了魏征对确立修史、取鉴、资治三位一体的鉴戒史学的贡献,并剖析了他在取鉴问题上提出的“取鉴于亡国”、“取鉴乎哲人”等思想的具体内容。文章认为,鉴戒史学从唐初起,始成为我国封建史学的基本内容。

外版书籍

《美朝:布什家族的特权阶级、财富和骗人的政术》(American Dynasty:Aristocracy,Fortune,and the Politicsof Deceit in the House of Bush)凯文·菲利浦斯(Kevin Philips)著Viking 出版,2004作者曾是共和党战略家,他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