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权嵌入”到“政权统合”:中国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变迁新动向

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分析框架来看,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在乡村社会出现“政权悬浮”现象,导致乡村政策资源投入的“悬置”。随着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关系进入资源的全面输入与乡村社会的全面动员阶段,实现了由“政权悬浮”走向“政权再下沉”的“政权嵌入”过程。进入乡村振兴阶段,党政力量全面统合乡村社会,构建了以基层问题为导向,以党委和政府为组织核心,以社会组织和基层民众为主体,将政策资源、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基层民众统合到一起的“基层政权统合”结构。建立这种乡村社会党政统合治理结构,旨在以党政力量激发乡村内生活力,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当然,“政权统合”的实现必须以党政力量对乡村社会的继续动员、对全社会各类建设主体的充分动员为前提,同时必须将外在的政策资源和内生的本土资源充分结合,才能真正建构起乡村振兴的创富机制,持续推动乡村实现共同富裕。

嵌入型政权:治理精细化背景下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及逻辑

治理精细化背景下,中西部农村基层呈现出“嵌入型政权”的样态。不同于税改后的悬浮化以及项目下乡的内卷化样态,“嵌入型政权”表现为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基层政权的这一新实践,是基于“行政激活自治”的运作机制,即行政力量通过事件输入的利益关联、干部下沉的过程监督、组织再造的动员结构,在激活自治动力、促成自治行动和塑造自治能力的基础上,实现了政权下沉。基层政权这一自主调适的关键路径在于找回自治,其实现可能性在于践行自治的群众路线。因此,基层政权悬浮化困境并非内生于“乡政村治”体制,困境化解也不在于去行政化的纯粹自治,而是行政与自治的有效结合。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