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关系的竞选:印人党获取政权合法性的话语建构

政治竞选是一个政党争取人民认可,而人民赋予其权力并接受其统治的过程,政党通过竞选实现政权合法化。话语幻象分析揭示了政党将主观转变为客观,将幻象转化为真实的社会过程。印度作为南亚头号强国,大选历来备受关注。2024年的印度大选被认为是没有多少悬念的选举,这与莫迪及印人党的强势崛起有很大关系。出现这种情势的转折点是2019年莫迪与印人党采取了非常成功的“话语幻象术”,使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第二次获得执政权。在2019年大选期间,印度人民党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都拥有“支持”或“反对”两种立场鲜明的声音。不同立场的话语对印度各邦、各民族、政党、群体和个人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研究2019年印度竞选是一种探究印人党对于2024年乃至未来政权合法化一般叙事规则的有益尝试。以政治公共关系中的政治竞选理论和话语幻象理论为基础,运用话语幻象的三维分析框架——历史、语言和符号行为以及社会影响解构话语的内核,分析竞选话语如何被操纵并影响选民决策,从而解释印人党在选举过程中为什么能比国大党建构起更高的政权合法性。印人党比国大党更擅于利用一些修辞手法将非常主观和对立的概念合理化,给大众造成强烈的幻象,影响选民对事实的判断,使得多数选民相信印人党的宣传版本。话语幻象完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但同时也加剧了印度国内民众的身份二元对立和社会仇恨。

武装·政权·民众——关于山西抗日根据地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山西,开辟敌后根据地,对整个华北的持久抗战起到了坚强的“革命堡垒”作用。这不仅体现在以山地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武装力量的创造和利用上,还体现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特殊统战关系下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敌后抗战的深入推进构建了根本的政治保障。此外,中共对民众的宣传、动员和组织,为在山西根据地创建中实现“利用自然山”“建立人造山”的革命目的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正是通过武装、政权和民众三位一体的通盘营建和在地化推进,中共一方面能够深入敌后,另一方面又以敌后为基点展开山地游击战,呈现出根据地抗战的内在机理和实践逻辑,并为战争时期根据地山区社会的重构和再造打开了新的可能。

刘宋的体制权威与“倭五王”的政权建构

东晋末年至刘宋时期,日本列岛上出现了整合“毛人”“众夷”及倭人的政治体。自辛卯年(391)开始,它还向朝鲜半岛发展。东晋攻灭南燕、收复山东半岛,恢复了对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影响力。日本列岛上的这一新政治体适时调整发展路线:一方面,寻求“倭国王”册封,以建立超越于豪族的倭王王权;另一方面寻求在刘宋官僚体系中获得高品官位,借助开府仪同三司的规制,以安东大将军府为最高军政机构,凭借使持节、都督之权节制治下各方势力,将其权势范围由倭国扩大至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等国,力图建构超出倭国范围的政治实体。与这一发展路径相配合,倭王武时代出现了“治天下”的观念。

宋朝周边政权朝贡贸易输入的名贵药物及其医学应用探析

两宋时期,生活在宋朝周边的甘州回鹘、龟兹回鹘、高昌回鹘、于阗李氏王朝、沙州归义军、交趾、占城、凉州吐蕃、青唐吐蕃、西夏、大理、辽朝、金朝、高丽等政权,先后通过朝贡贸易的形式,将原产于当地的土产药材和来自海外的乳香、安息香、龙涎香、苏合香、艾纳香、荜拨、胡椒、肉豆蔻、白豆蔻、胡黄连、犀角等珍稀药物传入宋朝境内。域外名贵药物的传入,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药材的品种,而且经宋朝官府医学机构和广大医家验证并确定其性味、主治和功效后,被收入官修医学本草、方书和民间医书之中,成为中药学、方剂学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广泛应用于临床疾病诊疗。

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家文化的共享及其对大一统中国发展的贡献

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的民族国情就是多民族。多民族的民族国情影响和制约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基本走向,其最大特点就是在多民族中国发展过程中国家的大一统是主流。少数民族政权为大一统国家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某些日本和美国学者故意忽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政权对多民族中国大一统的向心力与认同感,夸大少数民族政权的独立性,罔顾各少数民族政权对大一统追求的事实,罔顾少数民族政权政治家对儒家文化的共享和使用儒家文化进行政权建设的事实,是对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性质的否定。因此必须加强对中国大一统历史演进中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贡献研究,以澄清这部分日本和美国学者的错误认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的历史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执政权的复合逻辑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立足于与传统执政权力视角有别的法理逻辑,执政权可视为认知和解释“党的领导与执政”的元概念,包含权利、权力和权威三重复合要素。作为法学概念的执政权,正当性基础来自事实性权威、规范性权力和价值性权利。以此为基础,执政权相应的义务要求,与“权利—权力”“权利—权威”“权力—权威”的复合逻辑一道,共同型构了执政权的复合性法治逻辑,并通过与“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执政”“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在理念、规范、实践层面的勾连,嵌入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化表达之中,最终得以建立起全新的执政权法治理论体系。

工伤认定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及消解——基于345份视同工伤案件行政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在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能够发现行政机关与审判机关对认定结论存在分歧,容易造成“循环诉讼”的困境,这在视同工伤案件中表现尤为突出。视同工伤认定案件难以得到高效处理的背后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博弈和冲突,究其原因固然有相关立法缺陷,但案件纠纷难以实现最终化解,也反映出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力度不足。对此,可通过双方联合发文统一工伤认定标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工伤认定争议的主渠道作用以及适当扩大人民法院的司法变更权多种路径,实质性化解争议,最大程度保护劳动者获得工伤赔偿的权益。

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主要内容、历史意义及当代启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的初步探索和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围绕政治、经济、党建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伟大实践探索,其形成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不仅具有掀开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伟大预演;提升了治党治国的能力和水平;培养造就了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以及形成了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历史意义。此外,这一实践还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治党具有丰富的现实启示。新时代党的建设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必须坚持不断进行党的自我革命。

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溯源——基于《法兰西内战》的文本分析

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是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追根溯源,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思想中获得启发。《法兰西内战》是总结巴黎公社运动历史经验而创作的经典文献,凝结着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系统思考,包括对无产阶级政权的职能分析、对政权管理社会的能力探讨,以及对政权能力建设的经验凝练。这为我国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昭示着新时代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党建引领各治理主体凝聚共识、统一行动,以纵向的行政执行能力和横向的公共服务能力为依托统筹政权治理能力,以问题意识和时代诉求推动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动态创新。

政权安全与小马科斯政府对美战略追随——基于“全方位制衡”视角的解释

在美国政府重振全球联盟体系的进程中,盟友对美国的追随及动机尤为关键,而盟友的国内政治日益成为其中亟待研究的重要变量。在此意义上,“全方位制衡”视角有助于从政权安全的视角,对菲律宾小马科斯政府为何急剧、不断地加深对美战略追随这一备受瞩目的问题提出新的解释。面对变动中的内外安全局面及紧迫威胁,小马科斯政权通过选择异于前任的“务实亲美”政策,达到执掌军政、竞逐南海、绑定美国、激发民粹、制衡国内权威进而巩固统治的目标。正是马科斯政权巩固的动态过程,从根本上推动着菲政府升级对美战略追随政策,而偏离“对冲”是服从于此目标的附带选择。同样,这一态势的未来走向也将由菲国内外政治变数综合决定。其中,联盟强化的“内生路径”颇值得关注。

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基层政权建设的视角

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对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实践和逻辑进行分析发现,改革在纵向上实现了执法权下放,横向上实现了执法权综合化,从而打破了乡镇条块分割的局面。作为“强镇扩权”改革的一部分,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本质上是国家新一轮基层政权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将自上而下的权力渗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相结合,实现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十六国时期的玉玺传说书写与政权合法性塑造

玉玺传说的书写在十六国时期空前强化。作为中原王朝宣扬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核心器物,十六国诸政权通过大力宣传所获各类玉玺,为塑造政权合法性作出了一系列努力,同时也利用玉玺传说为诸项政治活动创造条件。十六国时期及后世史官对玉玺传说的书写,保留了较完整的传国玺争夺脉络与其他各类玉玺传说的流变过程。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广泛流传,玉玺传说的内涵进一步丰富。玉玺传说在十六国时期的流传,对玉玺传说的书写模式变化及十六国时期政局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全面侵华时期日伪政权对华北猪鬃的统制与掠夺

猪鬃是近代重要的工业及战略物资,无论在作为生活用品的毛刷还是在坦克机枪喷漆清洗原料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用途。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市场上猪鬃出口第一大国,华北地区作为猪鬃产地,又处于北方出口转运中心,其猪鬃生产极为重要。全面侵华期间,日本为弥补本国工业生产所急需的猪鬃材料,在华北地区制定了专门的猪鬃发展计划,成立相关统制机构,进行大肆掠夺。从出口数据来看,该时期华北、东北两地的猪鬃生产量值占了日本消耗猪鬃量值的八成以上,日本对中国的殖民罪恶可见一斑。

当前我国有组织犯罪对基层政权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对有组织犯罪的界定统摄了恶势力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组织犯罪三种不同的发展形态,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当前,我国境内的有组织犯罪基本得到控制,但其安全威胁已经从传统的经济、社会领域延伸至政治领域,动摇党的执政基础,造成政治权力异化,冲击先进民主制度,背离主流意识形态。为将其正本清源,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为遵循,构建新型反有组织犯罪理念,创新网络群众路线,推进基层反腐向纵深发展,进一步健全反有组织犯罪综合机制。

唃厮啰政权与周边经济文化交流研究——兼论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意义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唃厮啰政权在西北民族经济发展、东西文化交流中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本文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为视角,梳理了唃厮啰政权与周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认为唃厮啰政权交通之便利为各民族密切往来构建了空间桥梁,并在与周边频繁的商贸和文化交流中夯实了经济与文化共同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在”阶段的历史实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生动过程,可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广东革命政权税收整理问题论析(1917—1926)

税收是广东革命政权财政改善的基础。广东革命政权税收整理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两次护法运动时期受限于地方军阀,仅对少数税项尝试争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时期,各军阀把持税收,大本营政府真正控制的税源只有部分盐税、印花税、常关税和广州及其附近县域的杂税;随着广东军政统一,广州国民政府统一税收,并进行税政改革、开征新税,税收收入不断增长。广东革命政权的税收政策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特点,并在革命进程中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央集权属性的税收体系,税收能力极大提升,为出师北伐提供了财政支持,也为后续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财政政策提供了历史经验。

国家政权建设视域下农村“生活治理”的实践研究——基于华北F村的田野调查

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在于政治权力集中和对社会经济生活调控能力的提高。国家发展取向从生产本位向生活本位的转型,推动农村“生活治理”的出现。农民日常生活的开放性与权威缺位,形成了国家介入的正当性与耦合性。农村日常生活领域,规则力量与非规则事务、刚性管治与软事务间的冲突,要求“生活治理”不仅要有中间载体,也应当是软治理。通过规则嵌入的实践,“生活治理”实现对农村社会的知识再造与制度构建。基于此,“生活治理”在重构日常生活权力的基础上,实现日常生活权力的国家化。

制度性吸纳与军人政权韧性:以缅甸和泰国为例

军人政治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的政治现象。在解释东南亚军人政权韧性的框架下考察制度性吸纳和治理绩效表现对军人政权韧性的影响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效地实现了制度性吸纳并取得一定的治理绩效的军人政权具备较强的韧性,能够持续较长的时间。分别对缅甸(奈温和苏貌政权)和泰国(沙立—他侬和沙鄂—江萨政权)的两对军人政权进行最大相似性比较后发现,制度性吸纳有利于军人政权获得高韧性;而制度性吸纳与良好的绩效表现均是影响政权韧性的充分不必要条件中的必要不充分部分(INUS)。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缅甸和泰国中均获得高度韧性的军人政权进行最大差异性比较可证明,制度性吸纳是这些政权获得高度韧性的共同因素。

一项见微知著的县域个案研究——评何志明《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川北通江县的政权建设研究(1950—1956)》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何志明副教授的新著《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川北通江县的政权建设研究(1950—1956)》(当代中国出版社2023年版,以下简称“何著”),在使用大量第一手档案、报纸、内部刊物以及口述史料的基础上,以县级政权为研究对象,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的培养展开研究,以县域个案研究为切口,展示了新政权选拔与培养基层干部的全过程,并由此观察地方与中央的政策互动,形成了深化中国共产党干部选拔研究的一种新路径。

国家政权建设进程中乡镇政府负担的生成逻辑——基于中部地区石镇的案例研究

厘清乡镇政府负担的生成机制是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关键,但现有研究对乡镇政府负担问题背后的生成逻辑关注不足。本文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理论,采用“国家—乡镇政府—基层群众”三维分析思路尝试阐释这一问题。以H省Y市石镇为例,国家通过多中心工作模式形塑与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两条路径显著提高了对乡镇政府的监控强度,保障了国家意志与基层群众诉求的有效实现。同时,也由于内嵌其中的“功能强化”与“治权弱化”内在张力的加剧,导致乡镇政府负担加重这一非预期后果。乡镇政府负担加重,其背后是国家政权建设对国家、乡镇政府与基层群众三者之间利益关系进行的新一轮深度调整。这一调整遵循国家利益与基层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其结果是在国家与基层群众的双重监控压力之下,乡镇政府的弱势地位更加凸显,乡镇政府的正当利益不断流失,未来的基层体制改革需要正视这一问题以求相应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