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与风流:试论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诉求

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发展史上,以“革命现代京剧”为主体的八个“样板戏”,虽然因其极左政治的浓厚色彩而受到人们的极度鄙视,但其艺术追求上的美学现代性意义则不应被人为地加以忽视:它对立于传统,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借用与置换;它对立于西方,对西方理念采取了吸纳与背离。“样板戏”巧妙地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两种矛盾因素,并建立起了与中国人政治信仰密切相关的审美趣味。

新民的塑形与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民的塑形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先后经历了召唤新青年、想像革命者、再造新农民的话语转换与历史变迁。由于"新民"概念命题深受晚清以降不断革命的时代语境的影响规约,现代中国文学对于新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一方面明显表现出五四知识精英与左翼政治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坐实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模式的客观存在与后世影响。这种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思想或政治启蒙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而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与叙事困境。

从李杰到林道静:知识精英的身份尴尬与认同焦虑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知识精英工农大众化既是牵涉知识精英主体重构的文学创作现象,又是事关知识精英思想改造的时代理论命题。从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率先形塑的李杰到十七年文学精心打造的林道静这一系列形象,集中展示了知识精英皈依工农大众的情境方式:面对与生俱来的出身原罪,主动抛弃既有身份,积极获取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思想认同;面对工农大众的政治启蒙,彻底否定自我人格,重新确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从属地位;面对工农大众的示范效应,自觉践行精神自戕或肉体牺牲,从而实现知识精英的工农大众化。这种对知识精英与工农大众精神品格极为大胆的艺术处理,深刻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文学审美规范的独特性质。

试论“重写文学史”对当下文学史写作的意义

"重写文学史"是在陈思和、王晓明等人推动下产生,他们对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提出了个种不同问题。"重写文学史"主要针对以往重要作家作品定论分析质疑与重评。尤其是针对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重要作家作品的既定结论的重评。从开设的专栏对赵树理、柳青、茅盾等作家作品的重评就能体会到重评"十七年文学"的"拨乱反正"意味,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史认识以及新的文学史书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包身工》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夏衍的报告文学名作《包身工》,在学界、文坛均已完成经典化论证,但因文本的繁复,确有再解读的必要。夏衍以阶级关系置换社会关系,客观呈现了包身工阶级意识缺失的真实图景;同时,为了坐实日本殖民主义虐待盘剥中国劳苦民众的典型例证,而淡化带工头的上海青帮背景。夏衍自觉坚守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尽管深知包身工的悲剧所在,但出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客观需求,勉力打造'反帝国主义的题材'以期完成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这种重倾向、轻真实的叙事特征,彰显了一个时代文学的特殊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