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政治与艺术审美:“红色经典电影”概念溯源及其理论意义

《英雄赞歌》作为经典红歌,最早出现在1964年上映的电影《英雄儿女》(武兆堤,1964)中,并随着电影走红迅速传遍全国。影片中王芳对于英雄王成的赞唱,不仅引发了“四面青山”“晴天响雷”和“大海扬波”的“回响”,而且跨越历史和记忆,令不同代际的人们反复“回唱”。

政治与艺术的联袂:左翼电影运动的斗争经验

左翼电影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1932—1937年)民族危亡之际,文艺工作者的一场社会自救运动,之所以称其为自救,是因其发生过程中带有明显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左翼电影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动担负起民族独立的重任和阶级解放的使命,以其锐意进取、不断求索、兼容并蓄的斗争精神在国内外双重势力压迫下,为中国电影注入了新鲜血液,开辟了新式道路,传递了中华民族的声音,表达了工农大众的呐喊。它不仅创作了一批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也产生了一批极具斗争性和理论性的文献著作。

政治与艺术——中野重治诗歌作品解读

国内外有关中野重治的研究中,从其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认识角度来探究其诗歌表现的研究甚少。本文通过重读中野重治的"政治与艺术"的相关言论,尝试从"政治与艺术"的角度解读中野重治的诗歌,并进一步探讨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中"政治与艺术"的理论与实际作品表现之间的关系。

浅谈元清政治背景下的中国画艺术

政治与艺术有着必然的联系,不管艺术对政治持何态度,是消极还是歌颂,它们之间总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矛盾中互相制约与发展。文章试图从元清时期的艺术发展入手,阐述政治在艺术发展当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右翼精英的文化面具：抗战时期张道藩的文化政治与艺术创作

抗战时期的左右翼文艺斗争一直以来都是极为复杂的研究论题,其中很多问题都仍然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进一步探讨这个时期的文艺形势,可以通过重新理清"左"和"右"的概念,进而找到更准确透彻的视角。民国时期开始中国的"左右之分"一直有着自己的独特性,时常因为政治因素而显得十分复杂,主要有两种区分方式:"第一个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内部的'左派'和'右派'之分。

“艺术性”的政治与“政治性”的艺术——以20世纪80年代为参照

政治与艺术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两者的关系却是十分密切且很难被划分的,甚至还有一些相辅相成的作用。但是发展到现在,两者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相辅相成,而是“自上而下”。文章以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间点为参照,围绕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在前后时期的不同形态,并分别以延安鲁艺与芭芭拉·克鲁格的艺术风格为研究主体,探讨这种关系的转变的原因与表现形式。

政治之下与艺术之上——《职贡图》的纪实

绘画是一项独立的学科,正如所有的艺术科目一样,渗透着艺术家的创作精神,但是在它的发展中也存在矛盾:创作者与创作内容的矛盾;创作者与社会的矛盾;创作内容与社会的矛盾,另外还有艺术学科间的交叉矛盾;艺术创作本身的矛盾等。这些矛盾证明了艺术并不总是独立存在。《职贡图》展现了中国古代王国外交的繁荣恢弘,也直观地反映了艺术发展的主要矛盾。

诗运与时运--二十一世纪诗坛预测

孔子考察子贡,看其可不可与言诗,有无资格与言诗,其中有个条件就是,告诸往能否知来者。可见,所谓知来者,亦即预测,实际上就是对于过去的一种回顾与反省。对20世纪诗词的反省以及对21世纪诗坛的预测,所可注意者,有以下几点。(一)诗词出版市场的变化及批评模式的转换。20世纪的诗词出版读物,从经典文本到鉴赏辞典到文化美学阐释再到白文文本,走了一个圆圈,21世纪必将返回经典;而批评模式的消长转换,将会越来越引起重视。(二)诗坛的双向流动。新体白话诗与旧体格律诗这两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在20世纪并非完全互不兼容和互相排斥,而是有两次各自调换位置,朝自己相反的方向发展,一次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后旧诗向新诗的流动,一次是1976年后新诗向旧诗的流动。正是在这种双向流动中,旧体格律诗经历了死而复生及生而复死的过程。(三)总结经验,预示未来。时运决定诗运,20世纪诗坛,困扰新诗的是内容与形式的矛盾,旧诗面临的则是政治与艺术关系的问题。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旧体诗词多用义界明确的概念代替形象思维,缺乏意象与意境的创造,此足为将来诗坛借镜。

论曹禺戏剧的文化矛盾

考察曹禺戏剧的文化矛盾,需要将其放置于百年中国文化历史变迁的坐标当中;这个坐标系乃是由作为历史维度的纵轴(Y轴)、作为功能的横轴(X轴)及其基于艺术原点之上的立轴(Z轴)所组成。从而,在这样一个立体坐标系中,从新与旧、政治与艺术、形式与意义等三个方面对曹禺戏剧观念的历史生成、曹禺创作的文化立场的选择以及曹禺戏剧文本精神的价值取舍进行全面的阐述,特别是对于文化心理的成因进行进一步的条分缕析。

记录真实与多元表达——新中国70年纪录片研究综述

一、政治与艺术:围绕新闻纪录片和舞台纪录片的讨论(1949—1981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电影的发展方向面临着重要的转向.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成为电影新的发展方向和任务,电影理论也以此确定了新的方向.纪录片在这一时期作为电影的一部分,其研究与理论探索也是以电影理论为基础.新闻纪录片和舞台艺术片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纪录片的主要类型,也成为了这一时期围绕纪录片进行讨论的主要方面.

赵小琪,张慧佳,徐旭,孙培培:《中国现代诗学导论》

中国现代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推动下,文学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各种诗学流派相互交汇与互动、交锋与交融,呈现出纷繁驳杂的状况。因之,对这一时期的诗学研究甚多。诚如赵小琪、张慧佳、徐旭、孙培培所著《中国现代诗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所言,有的从“文化渊源”划界,有的从“诗学性质”划界,还有的从“诗学时间与形式”划界进行研究,这些划界与研究自有其长处,那就是可以对一个问题追根究底,挖掘甚深,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即以政治与艺术、创新与守旧、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待其研究对象,难以避免学术偏见。

现代公共决策中的技术论与艺术论

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形势和时代特征要求决策主体要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政治技术和政治艺术以提高公共决策的公共性、科学性和民主性。公共决策中的政治技术包括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运用、建设思想库、运用决策模型、举行政策听证等等。公共决策中的政治艺术主要包括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识人善用、模糊决策等等。现代政治技术和政治艺术进入公共决策系统并成功的运用,保证了公共决策的公共性、科学性、民主性与合法性,加速了公共决策主体的公共理性化。

延安京剧改革思路的变迁

从“三阶段论”的出台,到对只演旧戏的质疑,又到“三并行论”的亮相,再到分工达成共识与“两阶段论”的提出,延安京剧改革思路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发展脉络。出现不同思路的根本原因是领导者和实施者对“戏曲改革究竟从何入手”这一问题认识不一。各方尽管就“戏曲改革的最高目标是创造民族新歌舞剧”达成共识,但对于当前阶段的任务为何,看法并不统一。这本质上是对政治与艺术先后关系认知的不同导致的。通过论争,延安戏曲界完成了京剧改革内在逻辑的确立:新内容需要变更旧形式,当新内容与新形式实现高度融合时则意味着另一“品种”的诞生。换言之,旧戏转型和变革的核心是形式和内容相匹配的问题。

论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帕特农神庙形象之建构

始建于伯里克利时代的帕特农神庙,自18世纪启蒙时代以降,便被许多欧洲人视为西方文明的象征,如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欧盟均将其作为西方共享的民主遗产的最高典范进行推广。但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帕特农神庙建成之时,多数希腊城邦却将之看作雅典帝国主义的丰碑。从图像学的角度来分析,将帕特农神庙雕像视为雅典民主的表征也是一种明显的误读。作为古典民主象征的帕特农神庙的近代形象,是19世纪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合力建构出来的神话,是现代政治与艺术合谋的产物。

京剧现代戏的可能性——以1964年上半年《北京日报》的大讨论为中心

各艺术门类均难免有题材的适应性,戏剧亦复如此。但是有关京剧是否可以或适宜创作现代戏的问题,具有远远超出纯粹艺术本体的复杂性,从20世纪40年代末直至今日,京剧和戏曲理论界对此仍存在许多不同、甚至完全针锋相对的见解。这些殊异的观点,意外地集中出现在《北京日报》 1964年上半年的一场大讨论中,联想到当时特殊的政治与艺术环境,极有重新回溯的价值。

傅谨教授《20世纪中国戏剧史》英文版第一卷出版

傅谨教授著述的《20世纪中国戏剧史》英文版第一卷近日出版。该书由英国罗德里奇学术出版社(Routledge)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译者为上海大学张强教授。《20世纪中国戏剧史》总计120万字,将20世纪中国戏剧以1949年为节点,分上、下两段重新描述了整个20世纪中国戏剧历史的变迁与演进历程。傅谨教授从政治、艺术、娱乐三个不同层面,按照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化、政治与艺术、城市与民间、人本与生态、演出与市场等多重辩证关系,探讨了中国现代戏剧艺术发展的基本特征与规律、成就与教训、传承与发展等重大问题。

《八一风暴》的传承与创造

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江西省话剧团创作排演了话剧《八一风暴》。张家口市京剧团演出的《八一风暴》是时任张家口市京剧团支部书记的方华涛观看了内蒙古话剧团演出的《八一风暴》,出于政治与艺术的敏感性,立即召回在宣化演出的剧团业务骨干,集体观摩,连夜拍板,组成以关玉峰、陈利华、陈文远、李鹤鸣为成员的剧本改编小组,进入"战斗"状态。关玉峰回忆说:"只用9天,就完成了剧本的改编任务。由于全体演职员日以继夜地紧张排练,团结奋战,只用了七天半就通场联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