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宪法规范与政治事实 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职权运行为视角

宪法与政治的关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自戴高乐领导成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以来,共和国总统位于法国国家机构的核心。宪法第5条将总统定位为监督者、仲裁者及捍卫者,总统所享有的各项权力呈现多层次构造:常态政治下作为国家机构争议的调解者消极运行,在国家机构争议中或紧急状态下成为权力运行的主体。然而政治事实却影响甚至颠覆宪法规范的字面含义,造成了总统职权行使的失序:从监督宪法实施转变为隐性的制宪权,从机构纠纷仲裁权转化为行政决策权。为此,法国政界与学界均尝试通过改革形塑权责对称的总统权。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存在改革路径上的分歧:在确认仲裁型总统身份与强化议会对总统的制衡之间徘徊。在此过程中,宪法规范内在的变迁与政治事实的规范力形成紧张关系。政治事实并非“必要的恶”,对规范与事实相互影响过程进行研究亦可正当化宪法学多元研究方法。

事实政治法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应用

在高中阶段政治课程中涉及到的内容已对比初中阶段的内容更加的深奥,并且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点也逐渐增多。由此,教师与学生的教学能力与学习能力都需要进一步的提升。政治这门学科具有较强的时代性,教师的教学内容需要紧跟时代的进步,因此,将事实政治法融入到政治教学中是十分有必要的,而时事政治也正是高中政治学科中的主要教学内容,同时时事政治的学习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道德思想。所以说时事政治的学习对于高中学生的政治学习具有重大影响。从事高中政治学科教学的老师需要将自己的教学方式进行转变,将时事政治融入到教学当中,从而促进高中生政治学习的效率。

达成政治共识的障碍与突破路径

政治共识的达成是开展国际合作、化解地区矛盾冲突、解决人类面临共同问题的基础;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当前,社会分化带来不同政治主体思想观念多元化、政治理想差异、政治事实认定差异等因素,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共识的顺利达成。当代中国政治共识的达成,需要积极寻找和确认政治共识达成的主体,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善于发掘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因素,利用好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两个主渠道,并应将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

政治权力转移与企业避税的述评与展望

政治进程对企业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与政府核心官员更替相关的政治权力转移,至少会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法定政治权力转移导致经济政策尤其是税收相关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另一方面,事实政治权力转移使得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少,形成了短暂的"空窗期"。自然地,会影响企业的避税决策和选择。

偶然新闻接触对公众政治参与的影响:事实和感知政治知识的中介作用

偶然新闻接触成为替代性新闻获取方式,其对公众政治参与有何种影响,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尤其缺乏基于中国本土的经验研究。本文通过1600名中国网民的调查数据,基于政治心理理论,分析政治知识在社交媒体偶然新闻接触与政治参与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偶然新闻接触对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有正向预测作用。事实政治知识在社交媒体偶然新闻接触与线下政治参与之间发挥负向中介作用;感知政治知识在社交媒体偶然新闻接触与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之间发挥正向中介作用。

我国宪法序言的历史叙事:规范的发生及实施

我国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是我国宪法的核心价值与精神所在,同宪法其他条款一样,具有规范性,即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历史叙事规范实施包括法律实施和政治实施。前者通过价值指南、宪法解释、立法实施和合宪性审查,后者通过执政党政策、党的章程、政协组织和群众性组织章程实施。两者共同为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推进提供宪法支持。

制度变迁中的权力——Acemoglu和Robinson权力理论述评

本文扼要阐述了Acemoglu和Robinson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力这一全新研究领域的原创性贡献:拥有不同政治权力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是政治体制变迁的根源;虽然政治体制的变迁带来法律政治权力的重新配置,但精英集团对事实政治权力的投资却会使最为根本的经济制度得以持续;而无效率的国家结构为精英集团维持事实政治权力提供了强劲的组织保障。Acemoglu和Robinson的权力理论对于我们了解那些能够促进民主社会出现的因素是颇有裨益,对我们洞悉应该如何夯实民主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也富予启发意义。

论魏晋南北朝的走向重新统一

魏晋南北朝的走向重新统一并由北方政权隋朝完成,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意识和经济发展所构成的背景,二是当时南北之间政治军事实力的对比。

观点集萃

当你觉得守着一个秘密，比传播一个秘密更有价值时，你就成熟了。

政治权力转移与公司投资:中国的逻辑

官员更替代表政治权力的转移,由于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本文尝试按法定政治权力和事实政治权力分开讨论其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基于2000～2008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及与此匹配的省委书记更替数据,本文实证发现我国官员更替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因产权存在边界,主要表现为地方国企投资量和过度投资的降低,并且投资的调整提升了公司价值;这种影响仅存在于更替年份,异地调入的官员更替影响更大。这些表明中国的地方官员更替更适合从事实政治权力逻辑解释,并且本文按照普选制国家标准也未找到法定政治权力转移影响公司投资的证据。进一步,本文还发现官员的事实政治权力对投资的影响受到市场和经理人激励的制约;其影响程度也因更替频率而异。本文的结论丰富了世界范围内政治影响公司投资的研究,也对我国优化政企关系和国企改革提供参考。

宪法渊源作为方法

“把宪法渊源作为方法”是一种视角转换:并非仅在合宪性审查/宪法适用的场景预设下展开讨论。回到模糊、混乱但含义丰富且开放的宪法渊源概念,可以对宪法学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包括宪法概念、宪法解释、宪法发展、宪法实施、宪法变迁等,进行新的观察和反思。对现代汉语中“宪法”语词的双重的意义回溯,可以避免规范宪法被抽离出其历史情境和意义网络,但必须警惕经验性宪法概念的理论风险。开放的宪法渊源观可以助成宪法解释,但法律解释的规则仍应被遵守。开放的宪法渊源观,与通过立法或者合法律性解释的宪法发展以及“宪法全面实施”的原理具有同构性。宪法规范与政治事实的偏离在经验上是常态,取向良好政治秩序的政治实力运行,亦可被宪法规范体系所接纳。合宪性审查(宪法解释)本身就是破除遮蔽,形塑良善宪治的不二法门。《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中的制度构想,契合上述理念。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专家信任及其启示

自2019年岁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共战疫情、共克时艰。为深入了解疫情期间公众的专家信任和社会道德态度的变化,在疫情最为胶着的2020年2月中旬,课题组进行了为期5天、样本总量为10896的在线调查。调查分析表明:(1)公众对医药卫生方面的专家信任显著提升,引发了专家“人格信任”复兴,“系统信任”增强;(2)对一般意义上的专家群体的信任度无明显变化,专家信任的“豪猪困境”依然存在并持续有效,公众继续陷在虽不信任专家、但又不得不信任的“专家塔西佗陷阱”中;(3)科学事实“政治化”与新媒体的“特殊催化”,使得专家信任复杂化;(4)锤炼专业技能,强化职业伦理教育依然是专家群体走出信任危机的首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