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然趋势

中国未来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首先是改善投资的问题，投资的增长速度不能过快，结构需要调整。借鉴中国香港的房地产模式，内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板块是投资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很大一部分房地产投资是盖“府衙”、摩天大楼。

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必然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和牵引,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真正有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系统部署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等方面在内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任务。其中,特别强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着力从制度建设上解决我国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堵点问题,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要坚持以科学的改革方法论为指导,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充分释放改革的整体效应和最大效能,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和制度保障。

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要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渐进式改革的搏弈分析——兼论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

渐进式改革进化搏弈模型运用有限理性、交叉换位搏弈、相随策略的重复搏弈、战略选择、战略分布、改革成本等概念,分析了多元利益主体如何依据重复搏弈的利益成本关系,进行赞成或抵制改革的战略选择。改革按照多数选择的原则不断地深入,搏弈参与者有限理性的行为,使渐进式改革具有了相互配合而非相互抵制的内在动力、利益补偿机制和制度变迁的协调机制。政府的智慧在于发动改革、寻求阶段性改革的目标,适时、适当地妥协,用较低的社会成本将多个次优的局部改革串联起来,累积产生阶段性、梯次性的制度变迁结果。有关渐进式改革的进化搏弈模型的理论分析结论表明,在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国成功进行的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演进为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

中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

围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主题研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做了历史回顾,分析了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五位一体”的发展历程。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已经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任务与关键所在。展望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经济实力、工业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前列。为此,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决定,分析了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及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基础设施现代化历程,旨在大力发展中国经济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科技创新力及基础设施现代化等,全面推进中国式经济现代化。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重温“十三大”政治报告

在政治上反腐与行政上放权的背景下,重温"十三大"报告所谓"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显紧迫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无论对于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成功,还是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成功,都有巨大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科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以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体制机制以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促进形成消费持续扩大的长效机制,推进建立新型投融资体制,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创新取得重要突破性进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取得全面进步。但是,现有经济体制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建议围绕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应对新科技革命之变,加快建立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产业发展体制机制;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建立健全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动力的体制机制;调整优化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完善促进消费率稳步提高的体制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建立适应新阶段发展要求的固定资产投资新模式;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完善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制度型开放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统一关系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制度型开放不仅是党中央基于国际国内多重复杂环境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我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和必由之路。制度型开放在有效破解“逆全球化”、全球经济下行、全球经济治理低效率等发展难题基础上,以外促内,通过完善要素市场基本制度和规则、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创新、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等路径,驱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准确把握制度型开放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统一关系,在二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

文章从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的多重矛盾关系出发,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创造性思考与回答。随着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强烈地呼唤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

执两用中: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思考——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当代启示

恩格斯的晚年书信,阐释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重新强调了二者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而且驳斥了"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并进而提出历史合力论。这些思想为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重大的理论依据和有力的现实指导。

新征程上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与主要趋向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发展导向特征。新征程上我国经济实践呈现出一系列特征事实:目标定位出现了从增长导向到发展导向的转变,发展方式出现了从追赶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外部环境出现了从相对宽松到日趋复杂的转变,重点工作出现了从总量扩张到结构优化的转变。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实践价值。1978年之后我国在推进历次经济体制改革中深化了对改革和发展的规律性认识,经济改革呈现出从进程启动、到目标确定、到内容完善、到系统集成的深化过程,改革推动发展在我国经济实践中得到了反复验证,这为新征程上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新征程上,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系统集成”之后的“功能提升”,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需体现接续性、精准性、深入性、系统性、平稳性特征,经济体制改革的守正创新、问题导向、制度创新、系统集成、稳中求进趋向是明显的,这体现出经济体制改革战略与策略、目标与路径、方向与方法的统一,其将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支撑力量。

经济体制改革演进中的人民性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特性,也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民性。梳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历程,这种人民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和不断深化都基于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以调动人民积极性为出发点加以设计,形成改革的不竭动力;三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被赋予新的使命,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赋予经济体制改革人民性新内容,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市场化改革以及因此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全新的经济体制。在建立和推进这一经济体制过程中,我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发展奇迹,这背后的原因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优势得到综合性发挥,但在改革进程中体现出的人民性是实现这一综合效应的内在根据。因此,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该更加充分地体现这种人民性,继续发挥其具有的独特功能。

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动关系

结合总结改革30年的历史经验,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只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互动;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架构内互动;在党的领导下互动;在思想解放的推动下互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互动;在法治的保障下互动。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研究

经济因素归根到底起着决定作用,政治等上层建筑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反作用同样不可小视。因而,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互为目的和手段,互为因果;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互为目的和手段,互为因果。根据具体国情,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二者处于不同地位。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和取得最终胜利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

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组成部分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使它们相适应、相配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在这方面有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正确处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一、“不相适应”问题的产生 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和经济体制之上的。它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体制,同时又反作用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和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局部试验阶段。这一时期,党中央通过实行“大包干”改革、转变对乡镇企业的态度、鼓励经济特区先行一步、通过“放权让利”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举措,摆脱了“一大二公”体制的束缚、打破了“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激发了企业内生动力。这些成就启示我们: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经济体制改革要正确选择突破口;改革要循序渐进、稳步前进;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要协同发展。

国有股表决权证券化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连接点

当前解决我国政治、经济领域的深层次矛盾,是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表决权证券化为类似于股票一样的国有股表决权证,并在沪深股市竞价发行后上市流通交易,将上市公司控制权由国家转给股民,制定《国有股被动表决权法》,政府依法管理国有股与行使上市公司政治控制权,实现政企、政经合理分开,扩大国民的经济决策参与权,使国有经济决策实现民主化与法制化,推动经济民主进程。以经济民主为先导推动政治民主的发展与民主意识、民主行为的产生。因此国有股表决权证券化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发展的关键一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秩序的联结点,是实现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巩固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成果的战略之举,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的制度保障。

以经济体制改革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举措

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很多方面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当前,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亟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鉴于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未来要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针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个方面所面临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在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