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政治制度改革思想的形成及变化

康有为政治制度改革思想的形成及变化 ,明显地从七上书中表现出来 ,《上清帝第一书》为第一阶段 ,为政治制度改革思想萌芽时期 ;《第二书》、《第三书》、《第四书》、《第五书》为第二阶段 ,此时他形成了君主立宪思想 ;《第六书》、《第七书》为第三阶段 ,他的政治制度改革思想趋向倒退与保守。作为维新派领袖 ,其政治制度改革思想的形成和变化直接影响了变法的进程及成败。

“4+2”工作法在当前农村政治制度改革中的运用

"三农"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4+2"工作法是当前我国农村政治制度改革的伟大成果,该工作方法能够有效解决农村政治制度改革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促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实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推动农村政治制度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对"4+2"工作法的科学内涵和实践意义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在当前农村政治制度改革中要注意加强制度建设,坚持方法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提高党员和村民代表素质,充分发挥乡镇党委政府对"4+2"工作法的指导监督作用。

晚明至清代前期儒家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以顾、黄、王、袁等人为例

晚明至清初,在儒家思想内部酝酿着一股政治制度改革的思潮。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袁枚等人,在肯定人性自私及土地私有的新思想前提下,以“公天下”的政治理想为目标,分别提出了如何分散最高皇权、限制最高皇权的政治制度改革的理想,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儒家思想的内在活力及其向现代转化的内在可能性。

政治改革和反腐治本的新探索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释放出政治改革特别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改革重大利好。

“制度中人”与制度的较量——也说张居正改革悲剧

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来解读晚明万历年间的张居正改革悲剧 ,通过分析“制度中人”殚思竭虑变革制度与制度循自身发展逻辑抗拒变迁的较量过程 ,来揭示“制度中人”变革制度时所具有的局限性及政治体制抗拒变迁的构造性因素。

走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道路-学习“5.31”讲话体会

江泽民同志最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江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立足于国际国内大局和时代发展的潮流,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目标,对进一步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民主政治意识,积极稳妥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来库古政制改革辨析

斯巴达来库古改革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国际希腊史学界争议的问题。根据古代研究资料分析及对近、现代考古发掘成果和研究成果的辨析,得知,来库古确有其人,来库古改革也实有其事,时间在公元前830年左右。来库古改革的各项措施以“瑞特拉”神谕的形式流传下来,对斯巴达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数世纪的影响。来库古的政制改革不仅使斯巴达从此由氏族社会阶段进入阶级社会阶段,使斯巴达国家由王政转变为贵族政制,而且为以后数百年的政治稳定,军事强大奠定了基础,对斯巴达古典时代的强盛产生了积极的历史后果。

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时代内涵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我们党的重要理论创新。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和目标是在坚持积极稳妥、借鉴吸收、健全规则原则基础上,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前要着力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公正建设、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

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研究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相结合,必须法律化和制度化,必须结合我国国情选择具体的制度模式;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只能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进行。

国家贫富在于制度创新

数据显示，进入现代时期以来，不同国别经济发展的差异与其制度创新相一致，无论穷国富国，其经济改变与政治改变基本吻合。英国在现代早期的崛起，缘于其“光荣革命”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制度改革；而由于殖民历史，撒哈拉以南非洲与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政治制度不利于产权保护，反而有利于特仅阶级的剥削，

在商业体制改革中加强法制建设

一 古今中外的一切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都是同加强法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历史上有过三次著名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改革。即:秦朝商鞅变法,宋朝王安石变法,清朝戊戍变法。这三次改革都是通过“变法”——修改或废除旧法中障碍改革的法律规范,制定颁布改革的新法,来指导和约束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使之符合改革的需要。 历史上的“变法“,不仅包括制定新法,而且包括法制宣传和法律教育;建立法律机构和设置司法官吏。改革派都主张依法办事,主张严刑峻法。

论日本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进行的两次大的政治制度改革以及后来断断续续进行的仍处于其延长线上的制度改革,在促进日本政治体制转型与政治生态环境变化的同时,也推动了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自民党内以派阀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功能弱化,以总裁为中心的执行部的重要性增强,权力向以总裁为核心的执行部集中。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政治制度改革的两大制度性效应即内阁首相权力的扩大与自民党总裁权力的集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出现"首相支配"现象。"安倍一强"的出现,是自民党中央集权化趋于成熟的象征。强大的首相(总裁)权力仍然存在不能有效控制的空间——参议院。与众议院选举制度不同、议员任期不同以及宪法赋予它的法律权限等制度性安排,使参议院具有高度独立性,同时,自民党只要不能单独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与公明党在参议院的联合便不可或缺。首相则有必要在参议院与联合公明党共同通过法案的参议院自民党合作。参议院成为自民党的"软肋"。

加强人大对全口径预算决算审查和监督

十八大提出要加强人大对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对于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政治制度改革，提高政权合法性和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加强人大对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也有助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从而实现各级政府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因此，加强人大对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不仅是巩固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地位的需要。

试论领导干部任期责任审计

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的需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领导干部任期责任审计逐步发展起来。这不只是审计工作范围的扩大，更重要的是为了适应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的需要，改革干部监管制度的需要。领导干部任期责任审计对于引导和规范法定代表人的经营思想和经营行为、维护法定代表人的合法权益和揭露非法行为，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改革和反腐治本的新探索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释放出政治改革特别是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改革重大利好。

“新常态”下的大数据思维

近期,党报党刊及各大媒体对“新常态”进行了全面报道,“新常态”已成为各行各业关注的热点,“新常态”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如何抓住机遇,改革调整相应的政策与结构,以适应“新常态”下科学发展是各行各业乃至社会管理和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命题。要解决好这个命题,

维新运动与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兴起

1895年至1898年这段时期，史称“维新运动时期”，其上限及下限分别以1895年4月的“公车上书”及1898年9月的“戊戌政变”为标记。与此相应，人们习惯于将这段时期的社会思潮称为“维新思潮”。可见，“维新”这一名词既指1895年至1898年的一种社会运动，同时也是这段时期人们普遍具有的一种观念。使“维新”成为这段时期的时代思潮之“共通观念”的原因是：19世纪90年代，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局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举国上下意识到，要救亡图存和自强中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在某些政策上修修补补，而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变法。因此，“变法”或“维新”这一共通观念是由救亡图存这一问题引起的，它导源于一种“危机意识”。但在应当如何变法，变法的内容及步骤等具体问题上，参加到维新运动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各个思想派别的看法并不一样。其中，有两个思想派别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人士着眼于政治制度改革的运动，另一个则是以严复为代表的注重思想启蒙的文化运动。这两个运动无论在旨趣上还是基本观念上都有重大的不同，但它们又是由当时民族危机加深这一情势所诱发的，并且在整个维新运动过程中，这两个运动几乎同步地发展着，以至后来一些历史学家往往不将它们加以区分，而统称之为“维新改良运动”。事实上，严复的思想启蒙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而维新运动本质上是一次救亡图存运动。维新运动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关系可以归结为两点：（一）由于西方自由主义观念是作为救亡图存的工具与手段被引起的，“民族自救”于是成为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不仅维新运动期间严复式的自由主义如此，以后整个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亦如此。（二）维新运动的发展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减少了自由主义运动发展的阻力。可以这样认为：假如没有维新运动，则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可能要推迟若干时日；

国有企业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审计作为一项具有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总是与查明、考核、评价经济责任息息相关，总是与追究责任人经济责任相关。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的需要，我国实行了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其中就包括对国有及国有控股领导人员进行的任期经济责任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