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决定论与艺术政治化之间——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本雅明从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出发,建构了其基于"技术决定论"和"艺术政治化"主张的艺术生产理论。该理论以技术决定论为逻辑前提,通过对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论的功能论转换,围绕资本主义社会艺术技术的异化现象、艺术技术的政治化活动机制、艺术政治化的实现途径展开论证,在"技术决定论"与"艺术政治化"主张的关系层面获得了理论意义。但由于本雅明运用辩证法时缺乏中介,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又过分依赖理论推导而轻视现实研究,导致了其逻辑上的循环论证,从而陷入理论困境;其对艺术生产的工具技术作用的片面夸大,无法经受现实的检验。

“震惊”的政治潜能:论本雅明的艺术政治化理论

本雅明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潜入现代艺术的'震惊'效应之中,开启了现代'震惊'艺术所潜藏的以异样的世界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以颠覆大众的角色地位培植其成为新生的革命力量、以艺术的政治化突破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重围之政治功能,从而以'震惊'为中介将艺术与政治结合起来,创造性提出了他独特的艺术政治化理论。它既是本雅明在艺术实践领域直面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应答时代问题的产物,也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实的审美救赎之途。

政治艺术新论

学界近来逐渐关注政治艺术问题,已然形成两种观点:一者将政治艺术当作谋略与技巧;另一者则把政治艺术看成是一种审美性的政治行为。虽然二者皆切中政治艺术部分要害,但是却未能全面把握政治艺术的内涵。本文运用语言哲学的语境分析法,深入剖析政治艺术,认为其具有四层意义:作为整体性思维方式、度感与境界、权谋与技巧以及艺术审美活动的政治艺术。并表明政治艺术与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是三足鼎立之势,还能为未来政治的发展指明方向。

技术、艺术和政治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本雅明机械复制理论

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以机械复制技术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机械复制时代下的艺术嬗变和政治践行。在技术、艺术和政治三者的关系中,技术作为物质现实,导引着艺术领域的嬗变,进而挖掘出新型艺术作品中隐蔽的政治潜能。当下,人类步入以"数字复制"为逻辑的智媒时代,面临着更为复杂多变的社会危机。由此,再审视本雅明机械复制理论既是于历史回望中汲取养分,也是在新旧比照中加强对当下社会思潮的传播规律和文化现象的理解。

本雅明美学视野下的“震惊”艺术

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到来,不仅使得人们的传统"经验"逐步被普遍的"震惊"体验所替代,而且传统的"灵韵"艺术也在"震惊"中四散。以电影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震惊"艺术具有艺术政治化、民主化的革命潜能,但其理论的精彩也难掩其美学的乌托邦色彩。

在艺术与革命之间:马尔库塞美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不论是“现实主义”艺术,还是“先锋主义”艺术,都具有“革命性”,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美学否定了主观性的“艺术”意义和“革命”意义。他倡导的“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将艺术加以“政治化”,这实际上是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最终导致破坏了艺术原本的形式。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反映论认为艺术的消亡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反映,这种方法论继承了传统美学的思想,即古典主义美学思想,倡导保护艺术原本的形式,从而体现了艺术反映的特征。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厘清“艺术”与“革命”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的精华。

边缘地带——有感于贵州当代艺术的现状、处境及其他

在计划经济时代,美术作品的创作、展览主要是为当时的政治运动服务。伴随改革开放的大潮,贵州与全国同步,迅速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贵州美术界在突出强调地域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同时,也历经过西方各种现代艺术思潮的洗礼。随着新旧世纪的交替,贵州当代艺术创作再度活跃,但由于贵州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当代艺术成长、发展的有效机制,贵州当代艺术的整体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当代艺术历经二十余年的曲折发展,同样未能打破中心与边缘泾渭分明的格局;在当代艺术高度商业化的今天,艺术家似乎必须努力打造出自己的个人图式、商标和品牌,并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炮制出具有“中国性”的当代艺术,如果幸运之神降临,方有可能在当代艺术阵营中异军突起,成为艺术的“新贵”和“富豪”。

审美救赎:“破”与“立”——读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救赎思想是贯穿本雅明文本的一个重要线索。本文借用中国传统文化"不破不立"中"破"与"立"的概念阐释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是如何表现其审美救赎思想的。传统艺术的"光韵"内蕴着法西斯主义利用传统艺术形式所构建的美学霸权,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重点论述了机械复制时代传统艺术"光韵的消失",这是其实现救赎的第一步,即"破"——打破传统艺术的"光韵";在"破"的基础上,本雅明利用电影这一机械复制时期的典型形式,为自己审美救赎思想的实现找到了一条艺术政治化的理想道路,即"立"——动员所谓的审美生产力,将审美政治化。《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是本雅明试图推动艺术领域的变革以实现"审美救赎"的重要尝试。

艺术的政治化:重读本雅明的先锋理论批评

在对先锋派的理论批评中,本雅明把马克思主义和感官知觉联系起来,发展出一种具有独特先锋意义的"艺术的政治化"批评模型。本雅明肯定了先锋派的形式革新及其颠覆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力量,但是他认为先锋派未能摆脱静观大众的生产,因此如何摆脱静观大众的生产、如何积聚集体的革命能量成为本雅明先锋派理论批评的主题。本雅明提出艺术家在现代文化生产中必须努力革新媒介形式和技巧,以消除艺术家和无产者大众之间的界限。他试图说明艺术家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如何定位自身实际成为艺术政治化的关键问题。本雅明强调现代技术不仅改变了艺术的媒介形式,而且改变了无产者大众的感知,因此艺术的政治化意味着艺术必须满足大众感知的需要,改变大众的感知和接受态度,从而生产出革命的大众。

灾难、艺术品与反讽的文化表达——“猪氏兄弟”的社会生活与艺术的政治化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使得"猪坚强"和"猪刚强"这两个一"坚"、一"刚"的文化符号,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而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两头很普通的猪,也因此而脱离其卑贱的家畜身份,通过这种人为命名的方式而进入了人的社会生活中,这是借助艺术本身而实现的人类自我存在的文化表达。在这里文化等同于艺术,艺术也一样等同于文化。在这方面行为艺术家担当起了一半的人类学家的角色,而另一半当然是希望由自知之明的人类学家去完成。人们显然并不是逃避与反抗的艺术家,它必然是使艺术赋予一种有似权力的力量,借此而去否定人存在的卑微与柔弱,并在困苦和灾难面前寻求一种积极的生活。因此,"弱者的武器"实际不过是"弱者的艺术"而已。

艺术政治化与政治艺术化

40多岁以上的几代国人大概不会忘记,在那轰轰烈烈的岁月里,我们和着时代的节拍,捧读高尔基、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并深深地被他们的政治激情所感动。的确,苏维埃时期艺术的最大特色,也许就是其或自觉或被迫的政治化倾向,文学艺术被视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呼捷玛斯悖论:构成主义的国家身份和功能再造

本文通过梳理考察呼捷玛斯发展轨迹的同时,关注其在苏联社会生产与制度变迁中多重身份流转的原因,并试图就“生产”与“制度”的讨论回答“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这一命题。首先,呼捷玛斯在与包豪斯的相互借鉴中共同奠定了现代设计教育的基本体系,为现代主义设计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与风格上的借鉴。其次,经过与意识形态的杂糅,构成主义的现代话语功能被改造为整体计划的国家工具,平台化与制度化的场域交叠揭示了呼捷玛斯多重身份在先锋艺术和意识形态双重影响下的隐性建构方式。本文认为,构成主义成为政治隐喻的神话折射出艺术与政治的功能偶合,呼捷玛斯悖论表明,“艺术政治化”只有在艺术与政治的积极互动中才能发挥出超越文本的功能价值。

为纪录而疯狂 虽九死犹未悔——可与维尔托夫并驾齐驱的里芬斯塔尔

尽管里芬斯塔尔因曾效力于纳粹德国被许多人从一般电影导演中区分开来，但是她的的确确为世界纪录片创作做出了非凡的作品并提供了珍贵详实的历史资料，在某种程度上说，里芬斯塔尔算是一位维尔托夫意义上的电影眼睛人。

艺术的嬗变与本雅明“感性意识”的救赎

探索人类救赎之路是本雅明的理论旨趣。历史唯物主义为其弥赛亚救赎提供了现实行动路径。唤醒无产阶级和大众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遮蔽与侵蚀的'感性意识'是本雅明的救赎目标。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触角延伸至的艺术领域,本雅明发现了突破和对抗资本原则的重要的救赎力量。唤醒'感性意识'的契机即在当下。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灵晕消失,艺术与大众的世俗生活密切联系。本雅明肯定机械复制技术,认为技术的本质作用不是控制自然,而是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大众文化是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应从中汲取实现救赎的养分。艺术的嬗变中孕育着救赎的实践力量。

重绘中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年画运动与农民的抵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府尝试以艺术为宣传工具来巩固政权的文化进程及其受到的来自"草根"的抵制,表现出国家、艺术以及农民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普通大众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会发挥自主性,在官方下达的"菜单"上有选择地进行消费,并不时通过"有声的"抵制来回应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年画运动其实成了一场官方与大众、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文化之争,一场新政权的理想与中国本土民俗传统之间的意识形态较量。

戏曲音乐的文化价值兼论京剧“样板戏”音乐的创作(下)

二、京剧“样板戏”音乐的主要成就 和大家谈“样板戏”音乐的创作，是因为它曾经是当代戏曲音乐发展、也是中国音乐发展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与成果。毫无疑问，“样板戏”是“文化大革命”中政治对艺术极度干预、扭曲的典型，也是中国当代一个艺术政治化的极端体现。它因鼓吹阶级斗争学说和表现概念化的英雄人物而沦为政治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