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合法化能力浅析

通过梳理有关政治合法化能力的相关理论,探讨当代中国的政治合法化能力,从而发现政府的政治宣传能力有所减弱而国家政策能力则有显著提升,同时指出新时期政府在政治合法化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统治合法化与持久化的有效途径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统治合法化与持久化面临着很多问题,探讨和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思考其对策,对于增强政治统治合法化与持久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运用政治统治合法化理论从政治统治合法化的定义、基础、途径、意义、实质、目标等方面阐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统治合法化与持久化的有效途径。

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分析架构及实现途径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愈益突出。社会的发展、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变化中的公众期望使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削弱,从而有可能产生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性可以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政权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主要有:确立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设计并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把政府转变为公共政府;建立广泛的协商机制等。

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合法性危机的阶层分析

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社会转型,必然带来公共资源的暂时流失。同时,市场经济的离散性导致阶层利益冲突,消解着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极易引发合法性危机。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民与知识分子面临的处境与现代化的要求不相符,对此进行阶层分析有利于巩固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基础。

中国党际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与功能开发

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协商民主有两重定位:"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两重定位中都有共同要素,即党际协商民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党际协商具有引导与示范作用。党际协商发生于多主体内部,如人大、政协、政府等主体内部,以及日常的党际沟通、协商活动,因而,党际协商具有多维的政治功能,主要有公共政策功能、社会团结功能与政治合法化三大基本功能。党际协商已有较长的历史传统与实践,新形势下开发党际协商的政治价值,完善党际协商民主的政治功能十分重要。

中国党际协商民主的政治价值与功能开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协商民主有两重定位:一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二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两重定位中都有一个共同要素,即党际协商民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党际协商民主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党际协商民主发生于多主体内部的日常党际沟通、协商活动,因此,党际协商民主具有多维政治功能,主要包括公共政策功能、社会团结功能和政治合法化三大基本功能。新形势下开发党际协商的政治价值、完善党际协商民主的政治功能十分必要。

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政治学分析

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属于舶来品,行政决策听证更是不甚完善,但是将听证制度纳入行政决策领域有其合理的政治基础。本文将从政治参与、政治民主、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合法化、政治发展六个方面对其进行论述,阐明对行政决策进行听证的理论基础及合理性。

梁启超的政治文明论

政治文明论是梁启超资本主义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梁启超主张政治文明与道德文明相辅相成;另一方面,梁启超认为政治文明包含政治合法化、政治制度化、政治法制化等内容。同时,梁启超强调政治文明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各国的国民素质相符合。

政治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必要性、普遍性和功能分析

政治修辞是客观的政治现象,它是政治权力得以发生实际影响的重要条件,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政治学范畴之一。政治修辞是政治权力合法化的必要途径,是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哪里有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哪里就有政治修辞。政治修辞在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获取和维持政治合法性,进行政治动员,建构政治现实,实施政治欺骗,反映政治文明及其发展进程。

电子政府与政治文明琐谈

在信息化大潮席卷全球的今天 ,现代民主政治也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和形式。政治民主化、政治合法化、政治现代化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党的十六报告提出推行电子政务 ,这毫无疑问是适应信息时代迅速发展的需要。推行电子政务 。

埃里克·古德：《政治与理性之间：毒品合法化之争》

1914年12月14日，《哈里森麻醉品法案》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翌年3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联邦第一个全面管制鸦片和可卡因使用的法令，它的通过为美国在以后半个多世纪的毒品管制体系定下基调——以“司法惩治模式”来管制毒品问题。

东亚发展型体制:逻辑、结构及其限度

发展型体制是以东亚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从本质上来看,发展型体制是基于政治合法化的逻辑而产生和形成的。在政治合法化逻辑下,发展型体制通过发展经济来提高其有效性,以其有效性来维系和巩固合法性。因此,发展型体制形成了一种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官僚式威权主义结构,历史经验表明,这种结构对发展型国家取得成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随着发展型国家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和外部全球化压力,东亚发展型体制面临着民主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发展型体制进行转型则是必由之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执政之基——兼谈苏共灭亡的历史教训

依据政治学原理,任何执政党的政治统治都有一个合法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政治统治的合法化包括历史的、道义的和现实的内容,这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只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即可获得历史的合法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即可获得道义的合法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可获得现实的合法性。三者紧密联系,内在统一,其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最为重要。

意识形态教育与“搭便车”现象

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就积极功能来说，意识形态有导向功能、维护功能、批判功能和教化功能；有政治合法化功能、动员和引导功能、团结功能等。就消极功能来说，意识形态有压制变革、破坏社会稳定和团结的功能等；意识形态的最大消极功能就是僵化人们的思维，障碍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等。在全球化态势下，成功的意识形态教育能使人们强化遵纪守法的意识，规范和约束社会团体和个人行为，从而能减少强制执行法律的经济费用以及实施其他制度的经济费用，

开拓新领域，采用新方法——关于“宗教与中国社会国际研讨会”

2000年5月29日至6月2日，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和法国远东学院在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召开了“宗教与中国社会国际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北美、欧洲、澳洲等国家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共2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