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动员、治理体系与社会导引:中国贫困公共治理中的话语效应

梳理中国减贫治理发展过程,发现不同的阶段反贫困公共治理均通过相应的政治话语的组织嵌入来进行体制动员和外溢性社会导引,进而形成复合性的贫困公共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公共治理体系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2000年前的特征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话语引领下的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的综合性的治理框架;2001—2013年间经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话语动员形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二维并行的贫困公共治理体系;2014—2020年间在“小康路上一个也不掉队”“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等话语动员下形成统揽性的扶贫公共治理范式。反贫困话语体系在政府体制和社会的嵌入形成的组织动员和社会动员效应是中国贫困公共治理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话语体系从不同方面影响公共治理体系,话语体系治理也是公共治理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讲,反贫困话语体系从四个方面影响贫困公共治理模式:促进国家政治意识和行动的统一,表达治理目标和传递治理信息,润滑治理结构和弱化科层局限,发挥凝聚社会共识和调度社会资源等作用。话语体系的影响本质上也促进了贫困公共治理的模式创新。中国未来相对贫困治理不仅面临着建立治理模式的议题,也存在着话语贫困的困境。可以围绕“人民至上”“共享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治和社会话语体系引导未来相对贫困公共治理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