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问题域与当代性——《资本论》政治哲学阐释的三条路径

《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不仅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从政治哲学角度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既需要在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谱系中界定《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义,也需要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理论自觉中解读《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特质,更需要立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建构的理论语境,激活《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思想史、问题域和当代性分别在“纵向”“横向”和“坐标系”的意义上,构成推进《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当代阐释的三条路径。

试论《唐虞之道》的政治哲学理路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唐虞之道》对禅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构建,但因为是对尧舜传说的哲学解读,这使得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与对历史的政治叙事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禅让是否可以包含传子,制度维度的“位”和美德维度的“德”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和内圣外王是什么关系;血缘原则的“亲”和德行原则的“贤”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是否被理解为必然的;等等。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唐虞之道》以及先秦禅让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是有意义的。

《资本论》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旨在探寻“解放何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就不仅仅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内含着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资本论》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内容、理路、任务三个方面:就内容而言,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关于时代的理想性图景,马克思批判了这一图景,通过《资本论》的“对象”,在思维中再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就理路而言,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马克思批判了这种理路的抽象性和非历史性,主张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就任务而言,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提出确立资本主义永恒性的时代任务,《资本论》提出的则是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政治哲学深蕴——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分析为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对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抽象化叙事的批判为逻辑前提,主张把对“人”的理解从观念领域回归现实世界,将“现实的个人”置于具体社会历史进程给予分析,将现实个体及其阶级视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强调从“粗糙”的物质生产及其承载的社会关系层面把握“人”的本质属性。“现实的个人”是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感性力量,“人”在实践过程中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为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指明,在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各自分裂的情形下,“人”被异化为二重化存在的现实,市民社会中的“人”是“现实的个人”,但也是非真实的;政治国家中的个人是真实的,但也是非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的“人”是异化的理性“工具人”,要实现人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摆脱唯心主义和非批判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投入颠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斗争之中,将“人”从市民社会的人提升至社会化的人类,进而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恩政治哲学的贡献、价值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政治哲学(后文简称为“马恩政治哲学”)对人类政治哲学和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这些价值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完善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马恩政治哲学创建了以人类彻底解放和普遍幸福为终极追求的政治哲学体系,描绘了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美好理想社会,找到了实现理想蓝图的强大社会力量,开辟了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可靠路径。马恩政治哲学给政治哲学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确立了全人类立场和价值取向,将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规定为政治的终极目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性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明确了政治哲学改变世界的根本使命和实践要求。马恩政治哲学研究和回答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其政治本性论为政治文明进步奠定了牢固的动力基础,政治目的论为人类普遍而永久获得幸福指明了正确前进道路,政治制度论为社会长治久安贡献了政治哲学智慧,政治活动理论为实行人民统治和治理提供了可行的实践方案,政治权力论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充分理论论证。

人民本位、共同体追求与德性政治: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意涵

政治哲学旨在以筹划和设计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哲学意涵。中国式现代化有力地纠正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人”与“物”关系错位,实现了人民本位的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高度肯定主体间与主客体间的交往意义,积极推动各层次共同体建设,彰显了对共同体的实践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近代以来政治领域去道德化的弊端,坚持发扬德性政治的价值感召力,实现了对政治道德的理性重建,展现出鲜明的道义性。

民心即天命:董仲舒政治哲学评议

董仲舒作为‚群儒首‛,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董仲舒从形上学高度论证‚民心即天命‛,凡是赢得民心的政权,一定是顺受天命的政权;凡是丧失民心的政权,必定也是被天命所否定乃至废绝的政权。通过剖析‚民心即天心‛‚仁,天心‛‚天为民立王‛‚屈君而伸天‛‚臣道有为‛‚不敢有君民之心‛、尚忠义、贤能治天下、‚逆命‛与‚顺命‛等等一系列命题与思想,我们发现董仲舒力图论证政治哲学根本性问题:何为政治之善?董仲舒的回答是:超越现实私己利益,将现实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伦理、制度伦理和社会政治理想目标建立在儒家仁义这一文化依托与道德精神之上,以是否‚爱民‛作为政治原则,以是否顺应民心、是否符合仁义作为社会政治最高圭臬与终极奋斗目标,就是政治之善。为天下立法,是董仲舒孜孜以求的社会使命。

董仲舒关于“孝”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的“孝”思想有浓厚的政治意蕴,孝可以保证邦国的和谐,保证君王拥有“自然之赏”。董仲舒以五行生克关系论孝,这样孝就起到了调节阴阳五行的作用,从而有助于阴阳的和谐;董仲舒用天命的思想论孝,从而使得孝可以起到调节君臣和父子的矛盾的作用;董仲舒用受命来论孝,从而使得孝的功效具有普遍性。董仲舒的孝哲学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史现象,代表了孝哲学的一个取向,即政治哲学的取向。

政治哲学的双重功能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契合的政治哲学理论

通过分析人类文明形态由传统到现代的变革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基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实践基础的变革,近代政治哲学的兴起既产生了批判旧文明形态的实际效果,又建构了资本文明和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从而发挥了批判和建构的双重功能。囿于当代西方社会实践发展的限度,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只做到了在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内部反思、维护和完善现有的资本文明,其批判和建构的双重功能都趋于弱化,因而无法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蕴含着超越资本文明的现实可能性,因此,我们应在批判资本文明的基础之上,在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批判旧文明形态与建构新文明形态并重的、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契合的政治哲学。

数字生态文明的理论意涵、异化风险与规范进路——政治哲学视域内的考察

关于数字生态文明的已有研究,大多与形式层面的技术分析相关,很少有政治哲学视域内的深入考察。数字技术催生出了新兴的生态治理结构和生态政治样态,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意蕴。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数字生态文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规约下进行的,“数字技术”应当依附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而存在。当下,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着生态伦理失范、技术理性泛滥和绿色主体幻象等潜在的异化风险,引发了“人”与“数字技术”谁才是自然的看护者、数字技术是生态解放契机还是新的自然控制形式、数字技术会激活还是抑制生态治理的新主体等相关思考。对此,需要加强对数字生态文明的公共规范与政治哲学审思,建立数字生态文明的正义程式,防范技术理性本身成为数字生态文明的发展目的和运行逻辑。

重思杜威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与个人主义

自由与个人主义问题是杜威在政治哲学领域里关注的两个重点问题。杜威对传统的自由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他将自由概念的哲学意义建基于霍布斯物理性的自由概念之上,进而在社会自由方面提出社会制度权威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在杜威看来,传统的个人主义将制度性权威与个人自由二分,从而造成了社会制度权威与个人自由的对立,但人类历史上这二者并不处于一种分离对立的状态。虽然这一分离对于激发个人首创性和进取精神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旧个人主义已经蜕化为经济个人主义或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社会进步,因此,需要重塑个人和个人主义。新型的个人是体现现代科学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个人,是与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的个人。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基本原则、基本范畴是朱熹民本思想主要内容和政治实践活动的理论内核。“天理论”是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得民心”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原则,“尊君”与“民本”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政治哲学范畴。朱熹民本思想的这些政治哲学意蕴,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思想借鉴。

蜕变与开端——《学问的进展》与现代政治哲学

《学问的进展》是西方哲学从古典传统转向现代的关键文献。培根一方面质疑理性的绝对权威和哲人的沉思生活,另一方面着力提升方法在哲学/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从而开启了哲学的现代蜕变。培根力促修辞学与哲学的合一,如此哲人与智术师的关键区分便不再有效;当修辞学不再讲高贵的谎言,也就不再能服务于真理。修辞学与哲学的再度合一,意味着传统哲学与修辞学的退场、新的哲学与修辞学的诞生。哲学的蜕变化解了哲学与城邦的张力这一经典问题,从而消弭了古典政治哲学,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

回到政治经验本身--论阿伦特对传统政治哲学的现象学解构

阿伦特政治思想的中心关切是对政治与政治行动的重新评价,而这一思考的理论背景是她对现象学思想的充分吸纳。她开创性地以现象学方法理解政治的意义,将行动之复多性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在政治由以生发的人类生存条件与意义的基础上理解政治,从而将现象学的“回到事实本身”具体化为“回到政治经验本身”,突显人之为人的政治性,强调在具体经验场所中呈现人自身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空间的根本意义,并由此对强调沉思生活、拒斥政治经验的传统政治哲学展开批判,探索一种善待政治经验、充分考虑人之创生性与复多性的全新的政治可能。

什么是公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一个基本概念的考察

作为政治哲学概念的“公平”,首要的含义是基于共同性的同等对待,是社会规则和规范的同等适用。这一层面的公平不只是程序性、工具性概念,本身还具有价值正向性。公平要考虑社会成员的某些特殊性,追求照顾某些差异性的、真正的不偏不倚,“强者的公平”和“弱者的公平”都是不可缺失的内容。在社会历史进程中不存在完美的公平,“结果的可接受性或合适性”应当作为追求公平的现实目标。日常生活领域可以将公平与义气、同情等其他美德放在同等位置,作为个人应该具备的美德之一,但社会公共领域应该把公平摆在突出的位置,作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硬性要求。

从“概念图式”到“概念架构”:马克思关于“国家”的概念批判及其政治哲学基础再造

当政治哲学面对国家问题时,概念的基础性、前提性是十分重要的。作为重要论题,国家概念的诠释依赖于不同的理解路径和阐释方式,由此形成了可溯源的理论谱系。历史地看,马克思对国家概念批判性阐释之时正是国家理论谱系发展变化的交叠转型的关键时期。此时,马克思着力从国家概念的历史的诠释类型出发,充分呈现它们在政治哲学中的结构性特征,发现了国家概念图式的历史演进。作为国家概念图式的理想类型,理想国家、政治国家、审美国家接续出场,它们既具有相对独立的证成逻辑和诠释逻辑,又在交替发展中不断变革和跃升。对此,马克思进行了整体性考量,并以审美国家为切入点,将理想国家回归作为解释的潜在条件,聚焦政治国家的系统批判,完成了国家概念图式的最终消解。对于马克思,国家概念的厘清绝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聚焦现代国家,通过以激进性为明显特征的复杂性阐释,逐步形成内在一致的理论发展、“超越黑格尔”的理论争论以及综合性现象分析的社会现实解释,进而生成了国家概念架构的“马克思式”的诠释建构。由此,马克思国家概念架构才可能真正实现国家概念的政治哲学基础再造。

生命与权力的“潜能”——理解阿甘本政治哲学的一个视角

“潜能”是阿甘本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其理论结构贯穿并型构了阿甘本的政治哲学思考。阿甘本将亚里士多德以实现为目的的潜能改造为“能而不做”的“非潜能”,进而为其新型的伦理与政治规划奠定了基础。在生命伦理层面,阿甘本指出基于“潜能—实现”的伦理学提供了划分生命优劣的标准,并基于“非潜能”阐发了不可分割的“生命—形式”和非目的论的“姿态”伦理学。在政治权力层面,阿甘本运用“潜能—实现”分析了主权例外的运作方式,并基于“非潜能”提出了中断主权例外运作的“弥赛亚”事件,使主权停止对生命的捕获。阿甘本基于“潜能”阐发的政治哲学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它将福柯的现代社会微观生命政治扩展为存在于整个西方政治史中的宏观政治问题,并质疑了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其缺陷在于未能有效地说明“赤裸生命”和“生命—形式”对于抵抗生命权力作用的区别,并且将政治权力的运作结构本体化。

价值论视野中的政治哲学研究——发展中国政治哲学的几点思考

因应改革开放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政治哲学研究勃然兴起,取得了很可骄人的成绩和重要的社会影响,成为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理论生长点和亮丽风景线。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存在着对政治哲学的定位、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等问题的争论。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政治实践中存在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政治决策涉及多种重要价值的比较和权衡,伦理价值或道德价值仅仅是其中的一种特殊价值,如以伦理学为政治哲学的规范基础,或以某种理想的“好政治”“好生活”来推论出政府行为“应如何”,这种研究范式势必难以解释和揭示政治生活的复杂性,也难以起到指导性作用。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政治哲学,需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与价值、批判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结合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聚焦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球治理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两方面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西方政治哲学视域下“国家概念”的历史型构及其反思性阐释——基于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的国家理论叙事

“国家概念”的哲学解说任务艰巨,其历史理解的思考逻辑与政治哲学的型构理路存有相通之处。这种共通性的逻辑构建展现了西方政治哲学范畴中将“美好生活”融入对国家的理解,即从西方政治哲学对美好生活的初始描绘与抽象写照中明确作为“美好生活”的政治哲学叙事的“国家概念”。然而,此种叙事逻辑难以在实践中实现美好生活的现实表达。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西方伦理叙事主线不同,它从经济视角对“国家概念”进行继承反思与批判发展,提出对美好生活的国家理论叙事予以科学证成,深刻重勘“国家概念”的美好生活本质,在剖析国家本质的同时,同构社会主义中国与美好生活的内在联系,切实达成了美好生活的国家理论叙事。

哲学根基与内在张力: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政治哲学视角分析

列宁意识形态思想具有深厚的哲学根基,从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元史观的本体论、追求“科学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论、到揭示两大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矛盾论和实现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方法论,共同构成了政治哲学范畴的出场逻辑。在政治哲学范式的意蕴嬗变中,列宁意识形态思想呈现出从“意识形态”概念到“意识形态”思想体系、从批判术语到建设话语、从建党理论到灌输理论的内在张力。从政治哲学视角下分析列宁意识形态思想,对于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于:要植根鲜活实践,在创新发展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时俱进;把握战略需求,在破立并举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坚守价值立场,在规律遵循中把牢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