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伦理及其补救——来自政治委托代理理论的启示

社会契约模型的外在形态是社会与政府间的政治委托代理关系,而其内在价值是作为契约基础存在的伦理品格。政治委托代理系统活跃着伦理需求与伦理拒斥两大张力,两种力量的角逐成为公共行政伦理演进的内在动因。政治代理人能否基于国家根本制度的设计而谋求公益,真正负载起委托人(人民)的权力重托,构成中、西方公共行政伦理体系的根本分野。从政治委托代理结构着眼反思传统的行政伦理建设,推进观念变革、制度创新和组织重理,将是我国走向公共行政伦理化的必然路径依赖。

政治委托代理中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有效性分析

用经济学激励理论分析政治代理人的经济行为,可以发现官员外在激励有效性不高的原因。在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要有效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而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满足激励有效性的条件难以具备,使得委托人对官员的业绩很难考核准确,很难实行货币奖励。官员的业绩不能准确考核,官员就会出现道德风险,官员得不到货币奖励,就会出现经济行为政治目的,两者都会增加代理成本和社会福利的损失,导致激励考核有效性缺乏和激励奖励有效性缺乏。这在我国经济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经济行为非经济性严重。从中也可看出一个合格的官员自我内在激励的重要性。

明星消费与“政治委托：租界文化影响下的“孤岛”电影产业链

在租界文化的影响下,"孤岛"时期的上海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特征,于电影产业而言,则形成了具有"孤岛"特色的观众群体。"孤岛"时期的明星现象与其独有的社会文化场域有着密切的联系,此间产生的明星运营宣传策略与明星效应对电影产业链的运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成为了"孤岛电影"发行、放映以及明星宣传的政治保障。

基于利益集团政治的委托—代理模型的药品价格规制研究

本文基于利益集团政治的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中央政府、规制机构、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组成的利益集团在药品价格规制的博弈中的行为选择,指出在现有条件下,政府无法形成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药品价格均衡机制,医药行政管理部门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合谋是药品价格规制失灵的根本原因。解决药品价格规制失灵,最佳办法是政府增加对医疗机构的投入,阻止医药行政管理部门与利益集团的合谋,其次是减少对低效率医疗机构的激励,从而抽取部分高效率医疗机构的信息租金,减少高效率医疗机构投机的收益。

现代政府信用及其建构的对策性选择

政府信用是指政府对公众在委托契约中赋予的期待和信任的责任感及其回应。如果政府无法回应公众的期待和信任 ,就会产生信任危机 ,即政府信用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 ,公众对政府监督约束的困难以及政府本身的利益驱动和自利倾向就会表现为道德风险。要克服道德风险、增进政府信用 ,需要来自公众的以制度规则为基础的激励和约束 ;更有赖于政府自身在法治行政、责任行政和回应行政方面推进“善政”的努力。

政府的性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政府起源于一系列有形或无形契约的签订。在这一契约网络中,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了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其委托代理链条可以描述为公民—立法者与政治家—行政官僚。因为政治代理问题的广泛存在,所以需要一整套制度安排来协调公民、立法者与政治家、行政官僚之间的关系,这套制度安排就是政府治理结构。然而,政府治理结构并不能完全解决政治代理问题,这就迫使人们对政府的规模与范围作出合理的选择。

法治环境下的中国政府信用建设

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但相应的政治体制并未达到目前的经济发展要求,在此过程中突出体现出来的是政府的信用发展迟缓问题,要促进政府信用建设,必须要厘清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借鉴西方的理性官僚体制及后官僚体制,建立理性、有效的反腐机制,逐步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蒂莫西·贝斯利对新政治经济学的贡献

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兴起一股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潮流,英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蒂莫西·贝斯利教授是这一学术潮流中的代表性人物。遵循着新政治经济学分析传统,贝斯利在该领域做出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政治委托-代理框架分析代议制民主在政治过程中的遴选效应与规约效应;二是建立了有关国家能力、政治冲突与人均收入三者关系的"发展集群"理论体系,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制度选择的内生机制等进行了分析。贝斯利采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和实证计量方法分析政治经济学,并取得许多颇具洞察力和影响力的成果,成为新政治经济学迅猛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浅析政府信任危机

公众的信任是政府有效运行的基础和保障。然而当前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着信任危机,严重影响着政府的有效运行。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政府未能控制其自利性、专业能力有待提高、人为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要解决信任危机,应主要从政府着手,强化责任意识、实行政务公开、扩大行政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