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尺度政治与正义实现:以A市绿中村改造为例

生态环境保护往往面临着保护责任和发展权益在整体社会与保护区局部群体间公平配置的难题。由于权益配置是不同层级政府与局部群体间博弈的结果,文章引入尺度政治与环境正义的理论框架,梳理用于解析生态环境保护中正义格局形成与演化的逻辑路径,并以中部某省会城市生态保护区内的村庄改造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未事先落实保护区居民发展权益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刚性生态环境保护易造成不同尺度主体间的矛盾,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发展权益受制于高尺度政府主体的保护要求;尺度重构成为前者寻求正义的一种非正规途径,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寻求更高层级政府的介入,将其发展诉求的响应尺度上移,从而赋予发展与保护同等话语权,迎来环境正义实现的契机。诉诸非正规途径寻求正义本身也说明,中国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中,缺乏保障低尺度群体合理权益的正规途径。文章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解决思路。

尺度政治视角下传统村落祠堂功能演变与动力机制——以江西唐江卢氏宗祠为例

伴随中国城镇化的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作为乡村文化重要载体与公共空间的祠堂,其功能发生了剧烈重构,然而学界对其功能及空间演变特征与动力机制关注还相对不足。基于尺度政治理论,以江西唐江卢氏宗祠为例,运用文献分析、田野调查、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村落祠堂功能及空间演变与动力机制。研究发现:祠堂功能演变经历了传统祭祀与乡村教学向工业生产的功能演变(1978-2000年)、工业生产功能褪去与传统祭祀有序复兴(2000-2012年)、传统祭祀向红色旅游功能提档升级(2012年至今)3个阶段;祠堂的建筑形式与功能的关系经历了脱节-错位-对应,并带动祠堂周边传统建筑与空间的成片开发、多样功能植入与活化利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弱势方利用垂直尺度、水平尺度、表达尺度重构卢氏宗祠所处的尺度,转变了强弱势双方的权力关系,推动祠堂功能演变与乡村振兴。进一步丰富了多元主体下的乡村治理理论,也为传统村落文化空间保护与利用提供一定启示。

尺度的人文地理内涵与尺度政治——基于1980年代以来英语圈人文地理学的尺度研究

本文在系统梳理1980年代以来英语圈地理学中的尺度概念演化的基础上,详细剖析了尺度的人文地理学内涵及尺度政治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地理学的尺度可分为现实尺度、分析尺度和实践尺度三个层面,其中尺度政治是尺度实践论的集中体现。本文基于西方已有研究成果详细剖析了尺度政治的三种形式,即对移动性工具的利用、对表达手段的利用,以及对管治手段的利用等,并结合相关研究案例总结和尺度政治的一般模式。最后,本文还从区域开发管制、社会冲突治理等问题角度出发,对中国尺度政治研究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区域发展中的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对广东惠州发展历程的解读

从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的复合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惠州的发展历程重新进行了梳理,探讨惠州区域发展中的路径依赖、路径创造及其中的尺度政治。惠州区域发展中存在由路径依赖到路径创造的转变,并且尺度政治是实现路径突破的主要策略。在惠州发展路径创造的尺度政治过程中,地方政府是主导尺度上推的能动主体,而中央政府则掌握着对尺度体系的控制权力。珠三角核心区利用自我强化的结构性作用建构尺度固定,形成相对稳定的区域劳动分工结构;而作为外围地区的惠州则动员外界组织、组建外部联盟进行尺度上推,并由此实现了发展路径的创造。广东惠州的案例研究发现边缘地区可以通过尺度政治的策略尝试打破由中心地区支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这一结论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实践及路径创造理论完善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村落旅游开发经营中的尺度政治分析——以婺源冲突事件为例

在古村落旅游开发经营中,村民的相关诉求能否有效表达是政府和学术界应重视的问题。以2011年婺源李坑、汪口、江湾三景区发生的冲突事件为例,运用尺度政治分析法对村民与强势方对抗路径及各路径对抗效果进行分析,并对对抗效果进行评价,得出结果:上访、集会等直接尺度斗争手段不能吸引更高层政府正式介入;事件没有带来媒体受众主动关注;封堵景区导致游客量较大幅度下降。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在目前的古村落旅游开发经营中,村民缺乏合理有效的意见表达通道,要杜绝此类冲突事件再次发生,急需有关各方在关注利益分配的同时,构建科学合理的意见沟通互动机制。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尺度政治分析与路径研究

影响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因素除了三地的经济、社会、生态位势差外,政治空间关系的不平等也是重要因素。文章立足尺度政治视角,分析了京津冀三地尺度转换的历史进程,认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京津冀开启区域协同发展以来,京津冀三地经历了三大阶段:尺度主体不断下推,利益节点减弱,京津冀协同发展动力不足;尺度转换不断发生,尺度渗透频现,京津协同步伐加快;尺度跳跃成功,京津冀区域协作发展进入深层推进期。文章提出大力塑造尺度主体利益共生点、构建新型的空间生产关系、积极推动尺度重组、建立新型的国家治理结构等政策建议。

尺度政治视角下GDP相关评价指标的耦合协调度分析——以资源型和资本型指标为例

GDP作为测量和评价城市区域发展最重要的指标,对其合成演绎以及与相关评价要素的组合分析至关重要,既能描述GDP与相关评价要素之间的复合结构,达成系统性的评价效果,又能精简评价指标体系体量,助力于城市区域发展评价的优化。本文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广州2000—2010年十年间"万元GDP能耗"与"亿元投资新增GDP"两个GDP相关评价指标的耦合协调度展开分析,以此来检验这两项合成指标设计与运用的交互效果,并从尺度政治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以优化GDP相关评价指标的设计与运用。

旅游开发背景下侨乡社会尺度政治研究——以开平关族图书馆旅游征收为例

侨乡是透视海内外华侨华人与祖籍地发展实践以及检验跨文化与跨制度交互融合的复杂地域空间,然而相较于侨乡丰富的跨国内涵与国家意义,目前地理学界给予的关注和研究还较少。文章透过侨乡旅游开发,以开平赤坎古镇关族图书馆旅游征收为研究案例,在对案例地连续6个月的田野调查基础上,通过构建尺度政治理论框架揭示跨国主体间复杂的权力交互过程和规律。结果表明:在侨乡旅游地开发过程中,呈现出科层权力垂直尺度与海内外社会网络水平尺度交织的尺度关系特征;在围绕产权进行的尺度政治过程中,跨国主体通过使用垂直、水平和表达3种尺度形式进行尺度重构,利用尺度上推和下推的方式产生出新的尺度作为斗争手段;相对弱势的主体一般会采用尺度上推的手段,打破固有的尺度边界,完成尺度的转换;相对强势的主体则会使用尺度下推的策略巩固自身的尺度边界,达到尺度固定的目的;表达尺度作为各主体的通用尺度工具,辅助达成各自在垂直尺度或水平尺度博弈的目的;国内科层行政权力作用的垂直尺度作为刚性尺度决定着结果的最终走势,海内外宗族社会网络间的水平尺度则作为柔性尺度影响着决策形成,如何撬动和获得更高垂直尺度的支持,是实现权力关系转变的关键。研究结果力图呈现侨乡社会特殊的“侨地”特征,为更好地指导侨乡旅游地开发与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并初步回应地理学界长期忽视对侨乡特殊“人—地”关系及其空间响应的关注。

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

系统回顾西方尺度理论,尤其是尺度生产(尺度重构与尺度政治)理论,借此阐释中国城市区域治理形成的尺度逻辑。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区域包括城市群与都市区2个地理尺度;治理尺度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形成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金字塔;治理尺度的动态重配并与地理尺度相耦合的过程是中国城市区域治理的尺度建构的本质;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政治经济在“去中心化−再中心化”过程中持续动态调整;中国城市区域的产生是国家空间选择性的结果,来克服以城市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模式的体制危机;城市群治理以柔性尺度重构为主,都市区治理以刚性尺度重构为主;城市区域内部产生复杂的多主体间的尺度博弈。

钓鱼岛事件的尺度政治与言论分析

2012年日本"购岛"使钓鱼岛争端再度回温,如何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妥善解决这一争端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本文运用尺度政治分析的一般框架,对钓鱼岛争端进行尺度政治分析探究,并结合对中方外交部关于钓鱼岛事件的发言的词频分析了解中方对日的真实政策内涵。分析认为,在争端处理中,中方的尺度转换方式更为成功:在事件前期,中方作为弱势方通过"表达"的方式引导舆论,获得了国内民众这一第三方的强力支持,将事件尺度进行了上推;在事件后期,日方试图寻求美国、东盟、舆论等第三方的支持,然而第三方国家反而对尺度进行了下推。通过对中方真实政策的分析,认为中方期望以和平的外交谈判方式解决,但在外交战方面不会放松警惕。

城市邻避冲突的尺度政治分析——基于宁波“澄浪变”事件的案例研究

本文运用尺度政治分析的一般框架,选择宁波"澄浪变"事件对城市邻避冲突进行实证研究,对邻避冲突的尺度对抗特征和尺度转换策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邻避冲突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尺度抗争过程。在"澄浪变"事件中,居民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推动事件尺度上移,地方政府则采取措施推动事件尺度下移。在尺度对抗中,上级政府作为尺度政治的重要力量,其立场决定着事件尺度政治方向,针对事件舆论话语的争夺成为双方尺度抗争的焦点,尺度双方通过运用表达策略获取事件舆论话语,进而改变事件尺度方向。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曾灶财涂鸦

现代涂鸦发源于欧美国家,近些年来也在中国的城市街巷空间中大量出现,并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通过梳理国内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阐明了涂鸦具有建构和改变地方意义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运用尺度政治理论分析香港著名涂鸦者"九龙皇帝"曾灶财的个案,探讨了3个时期中香港政府、文化精英和曾灶财本人对其涂鸦性质的不同界定,以及相互之间的博弈过程。分析认为:香港政府在曾灶财去世后对其涂鸦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对这些涂鸦艺术品性质的承认,而是面对文化精英尺度上推策略的妥协。最后探讨了尺度政治理论在当前中国城市涂鸦问题中的应用前景。

跨域性环境邻避风险:尺度政治与多层治理

在工业化转型升级过程中,环境影响较大的工业项目选址产生的环境邻避效应备受关注。在各地政府日益重视生态环保的同时,一些环境影响大的项目逐渐外迁或移至辖区边缘地带,因而跨域性邻避冲突日渐增多,由此地方政府之间也展开了博弈。如何治理此类邻避问题并达成一致合作,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尺度政治视角分析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在邻避项目选址中的利益纠葛和邻避事件演变过程,描述邻避事件中相关政府主体以及上级政府的尺度行为、博弈策略和权力关系变化,分析其尺度重构和冲突解决机制。针对跨域性邻避冲突风险,可以实行多层治理:编制综合区域规划,寻求区域协调背景下各方发展的利益共生点,搭建区域合作平台;构建区域多元考核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搭建生态信息与数据共享平台①。

圈层协作:尺度政治视域下全国性应急防疫的治理逻辑

国家治理是对具备复杂性的地理社会空间进行的系统化、整体化的全局运作.各尺度治理单元依据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形成了特定的"圈层结构".在防疫应急治理中,面临着疫情防治与社会风险防控的双重治理任务,且双重任务目标都是在特定尺度的地理空间内实现的.国家、市域与社区三种尺度的治理单元需要发挥互动协作作用.以此为鉴,文章认为政治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治理,需要发挥各尺度治理单元的治理效能,有效地建立起适应各尺度治理单元运转的治理共同体.未来应当按照"圈层协作"的思维谋划国家治理现代化.

《人民的名义》中的尺度政治分析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尺度政治分析方法,对?人民的名义?中的大风厂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对其他公共事件的解读提供借鉴。根据影响的尺度特征,将该事件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为市级尺度,后期为省级尺度。得出的主要结论:1.中国老百姓作为弱势方,尺度上推行为缺乏支持和保护,法律意识淡薄;2.我国司法体系不够完善,对于社会纠纷的解决不够公正;3.我国地方政府的控制力太强,在尺度政治中的立场不坚定;4.网络和主流媒体作为第三方,具有优势和不足。提出的主要对策:1.成立更多的第三方NGO组织;2.引导群众合法、高效维权;3.加强网络媒体管理,健全群众利益表达机制;4.政府要与地方企业保持距离,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减少决策失误;5.建立健全独立司法体制。

尺度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解读

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战略重构了现有的国家角色和地域形式,催生了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新尺度。该尺度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着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还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风险因素。在国际层面,中国既面临着基于多边国际关系和地方抵抗的尺度上推力量,也面临着基于旧有边界和尺度化表达的尺度下推因素。在国内,"一带一路"战略既面临着地方政府基于政策争夺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存在疆独势力等通过国际联系复杂化地方趋势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深入研究尺度政治的机制和破解之道,努力化解海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地方治理中的风险。

尺度变迁与城市性的本土获得

由于政治尺度的变迁,单一不变的城市性并不存在。从“国野制”到郡县制,国家治理尺度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制度背景,市场的繁荣、坊墙的崩塌与流动人口的属地管理,使中国古代城市管理日益务实,也使城市尺度有了国家以外的内容。近年来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人口的乡城流动与社会力量的生长,瓦解了固化的城乡壁垒,并从国家体制内外对刚性的城市形成了合围,即体制内的城市化体现为农民的市民化,而体制外的城市化则体现为乡村的市镇化。这一合围也说明在城市性的变迁过程中,国家叙事需要借助城市实现人民权利,城市性也将透过国家叙事的外壳体现人民对城市的控制。

城乡交流中的多尺度网络与重构——以韩国的经验为例

韩国作为东亚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通过“压缩式”城镇化道路高速发展,但依然存在城乡发展失衡问题。21世纪以来,多尺度研究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地域社会学等学科中的新兴解释框架。多尺度研究中体现出的尺度社会网络性、尺度行动者主体性、尺度政治过程性等社会属性,为城乡交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当今,城乡交流日益成为一个多元、开放、跨地域的多尺度重构的社会过程。二战后,韩国为缓解城乡二元对立关系,大力推行促进城乡交流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社会组织作为跨尺度行动者之一,在中央、地方、乡村等多尺度的博弈合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将其他多尺度行动者编织成一个覆盖城乡的网络领域。韩国的有效经验对我国的启示在于:第一,夯实和细化城乡交流的法律保障,拓展提升多元尺度行动者的多重功能;第二,培育跨尺度行动者,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城乡领域的枢纽性作用;第三,精准划分城乡尺度,积极打造多尺度的城乡交流网络。

论教育尺度是分析和量度“法”的基本尺度

学术界普遍认为,分析和量度"法"应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尺度,却将教育尺度排除在这个行列之外。由于教育属性是法的质性,法包含教育要素,"教育"与"法"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所以教育尺度是分析和量度"法"应该具有的基本尺度。但由于尺度政治博弈、法制传统断裂、法治建设失误、教育学科地位不高和法学研究缺憾等原因,教育尺度在"法"的世界里实际上"缺席"了。教育尺度是"法"不可或缺的内在性、基础性和泛在性尺度。用教育尺度去分析和量度"法",要看"法是否能通过教喻警示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看"法"是否"讲理",具有晓喻性;是否"善诱",具有引导性;是否"有力",具有警示性;是否"让生活更加美好",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促进性。这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本要求的迫切需要、网络治理的现实要求,也是法演进史的逻辑展开、法治文明的基本走势。

西方尺度研究进展:概念化框架、实践路径及启示

通过梳理西方尺度研究的内涵和主要内容,发现尺度主要包含尺度本体论、尺度隐喻和尺度实践3个主要要素。尺度的本体论认为尺度是静态的等级化的物质实体,尺度的隐喻体现在尺度可通过话语进行多样化的解构和表达,尺度实践表示尺度通过不同行动者间的互动进行社会建构以实现尺度的再创造。尺度的3个要素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对立性:在统一性上,尺度本体论为尺度隐喻与尺度实践的实现创造了前提,尺度隐喻及尺度实践发展了尺度本体论;在对立性上,尺度本体论是实在论立场,尺度隐喻和尺度实践是建构论的产物。西方尺度研究主要经历了2个典型的阶段:将尺度物化为固定的空间实体;不同行动主体运用尺度进行社会实践或话语表达。这启示中国化的尺度研究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既要承认物质空间实体的作用,也要接受行动者的能动性,将尺度看作是人、物相互作用的关系网络。文章展示了尺度概念化框架并实现了尺度的应用路径归纳,具体体现在尺度化、尺度解构及尺度政治3个方面。同时提出将资源配置效果纳入到尺度实践的分析要素之中以实现尺度的政治经济,这不仅扩充了尺度的理论内涵,还增加了尺度的实践应用效果和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