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政治关联层级对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影响——从行业与地域两个维度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背景下,不同层级的政治关联会对企业经营环境和生产要素获取等方面施加不同影响,结合政治关联的层级特性,以2009-2013年沪深A股530家上市公司中的民营企业为样本,深入探讨民营企业的地方政治关联和中央政治关联对企业行业多元化和地域多元化的影响,以及市场化程度对其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行业多元化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中地方政治关联和中央政治关联对企业行业多元化的影响都显著为负;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地域多元化的影响为正向但不显著,其中地方政治关联对企业地域多元化的影响显著为负,中央政治关联对企业地域多元化的影响显著为正;市场化程度对中央政治关联和民营企业行业多元化的负向关系有增强调节作用;市场化程度对总的政治关联和民营企业地域多元化的负向关系有减弱调节作用。

企业政治关联层级与产品市场竞争态势:效应与机制

从企业竞争地位、企业竞争优势及行业竞争度三个方面探究产品市场竞争态势,研究企业政治关联层级对产品市场竞争态势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政治关联层级对产品市场竞争态势具有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企业政治关联层级越高越能获得竞争优势、行业内政治关联企业层级越高整个行业市场竞争越弱,从而造成较差的市场竞争态势;影响机制考察发现,风险承担和融资约束是企业政治关联层级影响产品市场竞争态势的中介机制;从外部环境的分析发现,信息环境、执法环境和腐败治理环境对企业政治关联层级影响产品市场竞争态势的效应具有调节作用。

层级政治: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层级差异透视

党委与人大的关系是我国党政关系的首要内涵,从中共党委书记与人大主任的兼任与分设情况来探究我国的党政关系是一个有效的视角。通过对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划党委书记与人大主任兼任与分设的数据统计发现,在我国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比例呈现出明显的层级差异性,省级兼任的普遍与省级以下分设的普遍形成鲜明对比。现实主义视角下对兼任现象层级差异性的原因分析可以看出,宪法、法律赋予的合法性与可能性、具有差异性的地方规定、路径依赖与纵向政府间上下同构关系都影响了地方的选择。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层级比例差异性体现了我国党政关系模式的层级差异性,进而体现了我国的"层级政治"。

民营企业的劳动雇佣与政治联系层级研究——基于互惠视域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8—2013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讨政治联系与劳动雇佣的双向关联关系。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和政治联系层级与劳动雇佣存在显著的互惠关联关系;政治联系及政治联系层级提升了民营上市公司的劳动雇佣水平,民营上市公司的劳动雇佣水平也提升了企业的政治联系水平和政治联系层级水平。检验结果验证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互惠现象,拓展和丰富了互惠研究的相关文献。

建构安徽省和谐政治生态环境研究

政治生态揭示了政治活动的主体、客体和互为主客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政治生态的生态层级可分为省市层级、县域层级和乡村层级,政治生态的几个层级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政治生态环境往往受到文化、制度、社会监督、民主力量和社会转型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建构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需要有制度制定的无知之幕,需要培养民众的政治认同,需要营造法治的大环境,需要发扬网络民主的力量。

“央地合作”对地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在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间资源差异的基础上,以2008~2020年沪深A股地方国有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央地合作”中的股权融合模式对地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及机制。研究发现,“央地合作”通过“增加创新资源”和“减少创新挤出”两条路径促进地方国有企业提高创新质量,且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及地方国企依赖程度正向调节该过程。

创业板上市公司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研究

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作为经济界长期讨论的话题,近几年来一直备受争议。部分人认为政治关联能提高企业价值,促进发展,但有其他人持相反的观点。现今仍未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将2013-2017年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分析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政治关系会侵害公司价值,造成公司的减损;(2)政治关联层级与企业价值具有明显负向相关的关系;(3)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政治关联负相关、与企业价值成正向相关关系。本文最后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政府要建立健全市场管理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公开、公正地分配政府资源;同时企业要改革和完善内部管理体制,积极引进高端技术及人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从而减少乃至消除政治关系对公司价值的减损作用,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

民营企业家的影响力与企业的异地并购——基于中小板企业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层级的实证发现

在中国,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层级是其最核心、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也是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最佳表征。本文选择2005—2014年A股中小板421家民营上市公司发起的非同一实际控制人1497件并购交易为样本,研究企业家即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这个特别群体的"影响力"对企业扩张路径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家的"影响力"越大(政治关联层级越高),企业越容易进行跨市并购,但跨省的并购却减少;进一步经验证据表明,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层级越高、影响力越大,企业越倾向进入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基于政治关联的政策套利型扩张行为明显;但如果并购方来自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时,这种意愿则会有所降低。显然,企业家的影响力会影响企业的跨区域并购行为,但更多地表现为基于影响力的"深度扩张"(而非广度扩张)和"政策套利"。本文为社会关系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刻影响以及经济转型升级进程中的企业家行为及其逻辑提供了新的证据。

谁是“伦敦佬”——英国摄政时代文坛“鄙视链”中的层级政治与民族认同

以洛克哈特为代表的保守“爱丁堡派”对以利·亨特为中心的自由激进“伦敦佬派”的攻击是英国摄政文坛的重要事件,这场论战实乃以19世纪“摄政时代”为波峰且绵延百年的广涉文学、风尚、层级及民族关系的持久论争,兼有“上下、内外、东西”之战。爱丁堡派以对手的出身、习性、人格等私人品性为攻击策略,复活并拓展了“伦敦佬”一词,从“亨特圈”直追踪至“比萨圈”,使牵涉其中的群体日渐延展。伴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对内控制与外向扩张,大英帝国掌控了形塑社会阶层及异域形象以构成一连串层级“鄙视链”的武器。由此,以考证谁是伦敦佬为主线,就其范畴变化、内涵拓展,特别是折射的文学风格、层级斗争、民族意识等加以爬梳,不失为探入摄政时代乃至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治气候与东西文化关系的幽微路径。

多层级核心政治体制与“统分结合”双层治理

如何解释产生优异治理绩效的体制与机制,是理解“中国经验”的关键。基于我国政治制度的党政关系与央地关系两个维度,本文提出“多层级核心政治体制”的新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模式”。我国多层级核心政治体制内含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式非制度性分权、纵向集权与横向竞争的组织体系、责权利不对称的行政原理等属性,形成了在中央与地方或上级与下级之间实行“统分结合”双层治理机制。向上“统”还是向下“分”,可根据社会治理主要矛盾的变化做出动态调整,因此我国体制具有“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治理弹性与优势。

金融危机后的政治关联、政治关联层级和资本结构——来自2009—2013年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众所周知，政治关联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选取2009—2013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政治关联和政治关联层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一是相比而言，民营公司的政治关联与其总负债融资率、长期负债融资率和留存收益融资率显著正相关；二是将政治关联细分为中央级、省级和地方级政治关联时，结果显示政治关联层级越高，总负债融资率、长期负债融资率和留存收益融资率越高。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结果丰富了政治关联的相关研究，并对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制定等具有借鉴意义。

私营企业家政治关联:催化了投机行为还是技术创新?

本文以2012年全国工商联第十次私营企业调查为样本,采用OLS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私营企业家获取不同级别政治关联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并探索了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地区市场化程度在其中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家政治关联对企业选择短期投机行为和长期技术创新都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地区市场化程度这两个变量在其中有重要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时,政治关联程度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长期技术创新投入,而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则会减弱,反之亦然。研究结论扩展了中国特定制度环境下政治关联对企业战略决策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

金融发展、政府控制与融资约束

本文研究了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政府控制层级及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通过分析2004-2007年3427家国有上市企业的数据发现,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的问题,但由高级别的政府控制有助于缓解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研究结论表明中央政府控制企业的融资约束低于市级及市级以下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降低政府控制层级对于融资约束的影响。

股权结构、法制环境和公司诉讼——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单变量检验和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法制环境和公司诉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被诉概率越低,法制水平越高,公司被诉的概率越低,政治层级越高的公司被诉概率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法制环境的提升减弱了股权集中度和公司诉讼的关系;同时,法制环境也对政治层级与公司诉讼的关系产生了显著影响。

货币政策、政府控制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变化

本文以我国A股2003-2008年5033个国有企业样本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在货币紧缩时期,企业会提高现金持有水平,但是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中,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在货币紧缩时并不改变其现金持有的策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货币紧缩时期,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获得的信贷资金和资本性支出都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中央政府控制的企业所获得的信贷资金和资本性支出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