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建构主义中的历史与规范性——基于反思平衡的协调性诠释进路

政治建构主义意在为理性多元论提供具备公共性的规范性回应。来自政治现实主义的批评认为,其“康德式”属性蕴含的抽象性和普遍性等特征使该证成试图通过程序性建构为现实政治实践提供抽象而普遍的道德蓝图,并把规范性理解为现实政治实践对某种道德蓝图的“符合”。但这一批评误解了政治建构主义,政治建构主义并没有把被建构而成的规范性视为纯粹理智演绎的结果,而是始终把规范性安置在现代社会的历史基底上。这种安置暗中援引的“伽达默尔式”诠释学方案能不断挖掘和凸显建构背后的历史性,使正义原则成为一种负载着历史性的动态道德规范。由此,合法性并非囿于符合论,而取决于历史性视域下原则与现实的协调性。

“原初状态”:从“道德建构主义”到“政治建构主义”的转向

"原初状态"理论是罗尔斯建构正义论体系的理论基点,也是实现其"道德哲学"转向"政治哲学"的理论关节点。尽管这一理论导致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但这一理论预设在"政治建构主义"的框架内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预备性解释方式。

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与实践理性的建筑术

政治建构主义是罗尔斯在后期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为了解决早期所不能解决的公共证成的难题。他的建构模式基本来源于康德,其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实现学说的自主和获得客观性。和康德不同的是,罗尔斯选取的建筑基石是实践理性的原则,而非实践理性,另外,他的建构目标是一个自由站立的、扮演公共角色的政治正义观念;建构过程的完成标准是获得反思平衡。罗尔斯的政治建构模型可以解决异议和分歧,具有契约论特色,为多元社会中一种学说的自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客观性与公共性视角下的政治建构主义

罗尔斯将政治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深入贯彻到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建设之中。它为政治正义观念的产生提供了公共的思想架构,并保证了这些观念的客观有效性。公共性是政治建构主义的前提性条件,因为政治正义观念内在的要求是贯彻公共性理念并对政治正义的观念予以公共证明,这样得到的才是被有理性的公民广泛认可的政治信念,而这正是政治信念的客观性所在。因此,客观性与公共性都是政治建构主义不可缺少的理论特质。

政治建构主义何以提供客观性?

政治建构主义通常面临的批评是它无力为正义观念提供足够的客观性,从而整个政治自由主义对政治观念的界定不牢靠。但是,这种批评建基于一种将理论真理照搬适用到实践世界范畴中的教条主义,而实践哲学中蕴含着根植于各理性行动者对于各具体范畴实践必然践行的实践客观性。实践客观性与理论真理的差异在于它的实践性,而实践性包含了各具体实践范畴中的理性主体对该实践必然的实际践行。因此,政治建构主义能够提供这样一种实践客观性,因其在根本上来自于反映了实践理性观念的自由平等公民对其所处社会政治实践的必然践行,即对正义的重要性和合理多元主义的接受。与此同时,实践客观性的解释力仍需限定在局部建构主义的范畴中。

罗尔斯的国际人权观——基于政治建构主义的“结构-功能”辩护

罗尔斯在《万民法》中对国际领域的人权进行了探讨。《万民法》中的国际人权与《正义论》中的国内人权相比,在人权的内容、基础以及辩护逻辑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是因为罗尔斯并没有像启蒙思想家那样将人权建立在本质主义的人性基础之上,而是在政治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给予人权以现实主义的功能性解释。这种解释是结构主义和政治性的,而非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罗尔斯所确立的国际人权清单构成了国际宽容的底线,也是国际正义的基本逻辑前提。罗尔斯的国际人权观及相关正义逻辑遵从了其政治辩护中的两个核心要素:政治性的建构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政治本体论。

理解作为一种辩护方法的政治建构主义

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共辩护承诺以及合理多元性事实的存在,使得运用建构主义制定正义原则成为必要。罗尔斯通过阐发和改造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发展出一种适合用来建构自立的政治性正义原则的政治建构主义;它从一些成为自由民主社会共识的实践理性的观念出发,运用体现所有实践理性相关要求的代表性设施即原初状态,公开地展示对诸种政治价值的一种有序排列并以一个(组)正义原则的方式表达出来,以求获得全体自由平等公民的接受。在此意义上,政治建构主义承担起了公共辩护的核心工作。

人格的观念与政治自由主义的证成

为了回应社群主义者对公平的正义依赖于康德式的人类道德本质的批评,罗尔斯对他自由平等人的观念进行了修正,主张它只是一种对所有宗教、哲学学说均不持立场的,关于公民的学说。这种修正引发了正义原则证成方法的转变——契约的方法变成了政治建构主义的方法,对正义稳定性的契合论证也变成了重叠共识的理念。但不论是在政治建构主义中,还是在重叠共识中,自由平等人的观念都发挥着根本的作用,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转向因此不但是被这种观念所引起的,而且也是依赖于这种观念得以完成的。

马克思与罗尔斯的“融合”为何不可能——以反思布鲁德尼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阐释为线索

从21世纪开始,西方学界出现一股融合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潮流。作为罗尔斯的后学,布鲁德尼在承继政治建构主义的基础上,尝试从人的观念来融合马克思与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其“融合”方案以政治建构主义为基础,将其所阐发的罗尔斯政治建构主义的显著特征,即正义环境、人的观念与反思平衡纳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从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本体论变革的意义上看,这种“融合”是不成功的,至少存在以下局限:“正义环境”不是人类永恒的事实而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是历史性生成的结果;作为建构前提的“人的观念”缺乏相应的社会现实和历史性;“反思平衡”依赖于“合理而又合乎情理的人”而非“感性活动的人”。

多元社会的重叠共识、正当与善——晚期罗尔斯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评述

罗尔斯在其晚期政治哲学中指出,当今多元社会中,不同政治派别、社会群体持有不同的广包学说,共存于一个社会,其稳定性的真正基础是超越具体善观念的重叠共识,而这种共识的基础则是公共理性。形成重叠共识的关键在于宪法共识,政治中立性即体现于正当对善的优先性。政治建构主义的道德基础在于公民自主、平等尊重以及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统摄具体的道德价值观,为民主理论提供了道义理据。

论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理性建构方式的转变

从前期的《正义论》到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经历了从规范性的正义学说向政治的正义观念的转变,与之相对应,其理性建构的方式也发生了从道德建构主义向政治建构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是与多元主义的影响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标志着罗尔斯思想的发展和理论的进步,但并不意味着他所作的理论尝试都获得了成功。事实上,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体系和政治建构主义方式仍然有缺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