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想象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探析

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印度教与民族主义的复合体,其在争取印度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历史上穆斯林和英国对印度次大陆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形成的历史积怨,加之印巴分治和印巴冲突,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矛盾十分尖锐。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视穆斯林和英国人为“外来入侵者”,反穆斯林的复仇情绪高涨。印度教民族主义极富地缘政治想象力,试图恢复穆斯林入侵前“纯洁”的印度教国家“婆罗多-印度”,继而试图继承英属印度鼎盛时期的版图和势力范围,建立大印度教帝国“统一婆罗多”。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甚至出现了将整个环印度洋地区都纳入印度版图,从而建立“联合婆罗多”的地缘政治想象。表面看似荒诞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想象绝非单纯的妄想,而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宗教和民族情绪的反弹、印度国力不断增强背景下印度大国霸权扩张野心的体现。印度教民族主义地缘政治想象对地缘政治和中印关系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对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并保持警惕。

共产主义:革命主体性话语与替代性政治想象——奈格里对共产主义思想的重构

奈格里力图走出历史理论的客观主义范式和辩证法的回返逻辑,彻底回归革命主体性构架。他透过对共产主义话语的重构,将分析视角回落至创构性的主体性和阶级对抗的革命政治学,以此确认了共产主义的双重面向:彻底解构资本主义体系并指向无产阶级自由解放的后工作前景,破除了以往静态的和非主体性的理解方式,并最终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后福特制转型,把共产主义的现实根基置于以共同性和诸众政治为核心的后社会主义解放规划之上。从根本上看,他对共产主义筹划的重塑逻辑与立足充足本体论的激进政治一脉相承,其对主体性维度的过度偏执和对社会转型动力机制的简化,使其不可避免地携带唯意志论的嫌疑和审美乌托邦的色彩。

文化批评的政治想象力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如果社会处在变动、转型、失范的时段,文化批评就会相对繁荣发展。而如何发挥文化批评的批判力,重新认识并凸显当前文化批评的政治内涵,已经成为文化批评不得不面对的命题。辩证意象的想象力、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乌托邦的想象力,乃是文化批评政治想象力的核心。丧失了这种想象力,文化批评就往往沦为道德谴责、政治批判或者技术论证。

“百花文学”中情爱小说的政治想象图式及其艺术质素

20世纪50年代中期所出现的"百花情爱文学",从总体的创作主题上回应着建国初年知识分子精神改造的时代主潮,艺术表现上也符合于两大社会阵营、两大阶级力量对知识分子实施争夺的政治美学,从人物的精神发展的路向方面也暗合着迷途——救赎——重塑的革命文化逻辑。但通过文本细读,不难发现在看似整一的政治训诫模式下,这类小说呈现出结构形态的不对称、主题实现的不确定、环境渲染的阴郁化以及叙事语态的独特性等有别于同期小说的某种新质来。这种新的艺术质素组构的动力来源于这些创作者的年轻生命。他们对时代主题有着明显的年龄化、个人化、情爱化的理解,在对政治观念进行阐释时也更多地带有阶段性生活的情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百花情爱小说"的种种艺术特征,不过是这些作家青春期症候的艺术展现而已。只不过恰逢了50年代中期文学规范的开禁,这些作品又涉猎了前期作家不敢逾越的情爱生活,故而才有了文学史的意义。

利益、制度调解与政治想象——“非正常上访“为何成为一种选择?

提出利益、制度调解和政治想象的分析框架来解释“非正常上访”的生发机制,这三个变量正好对应着“非正常上访”发生和演进的三个场域,即民众日常生活场域、地方政府权力场域和权力中心场域。民众日常生活场域是信访相关纠纷和冲突产生的原始场所,也是信访的起点。这些纠纷和冲突随后输入到地方政府的权力场域中,由基层政府负责化解。当基层政府的制度调解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或者信访人对调解结果不满意时,信访人往往由于对上级政治权威抱有政治想象,试图越过基层政府将其诉求输入到更高级政治系统乃至最高权力中心。在不同的场域中,不同行动主体进行着互动,且不同场域之间紧密联系,环环相扣。“非正常上访”正是产生于不同场域之间的互动过程。

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高票房电影的政治想象与叙事策略的转变

20世纪70年代韩国商业社会初步形成。自70年代中期至今,韩国高票房电影经历了四个阶段,并采取了四种不同的叙事策略来表达韩国民众的政治想象。一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女招待电影"和情色电影:围绕女性身体尤其是肉体进行"性叙事",抒发对政治压抑的反抗。二是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前期的爱情喜剧片:通过在叙事结构中置换传统男女社会定位,彰显女性性别意识。三是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期的大制作类型片:采取以硬汉为中心的宏大叙事模式,体现出民族主义基调下的男性主义复归。四是2006年至今以家庭为中心的类型片,通过女性、家庭的温情叙事,表达了韩国民众对实现社会和解的迫切之情。高票房电影既是韩国社会现实的镜像,也是韩国民众在各个政治时期表达各种政治想象的有效工具。

政治想象:新中国电影节地缘政治网络考索

Marijke de Valek和Thomas Elsaesser等电影节学者创新制定的电影节网络解释了电影节展之间的相互联系,Tina Chen则提出利用电影地理学来缝合电影出口网络与社会主义地理中心。文章结合电影地理学的概念和电影节网络理论的框架,将国家/国际电影节展网络的地缘政治映射及其“关联点”所产生的话语和想象的分析相结合,从三个层面对建国初期国际电影交流现象进行探讨。

《威弗利》的地点记忆与政治想象

沃尔特·司各特的第一部苏格兰历史小说《威弗利》借助于英格兰年轻贵族威弗利的高地旅行,书写了关于1745年苏格兰高地事件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图莱一维俄兰作为＂六十年前苏格兰庄园＂的代表,在此次事件中经历了摧毁和重生,反映出司各特对后联盟时代苏格兰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复杂的政治想象。图莱一维俄兰由家族记忆之地到苏格兰民族创伤之地,再到象征英格兰一苏格兰联盟的命运连接之地,折射出司各特在大不列颠的政治框架下想象苏格兰的目的。

文学形式与政治想象——关于20世纪40年代“文艺大众化”、“民族形式”论争的解读

上世纪40年代文坛掀起“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热潮,这不仅是属于文学本体意义的建设性探讨,同时更凸显论争作家的思想政治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的诉求,特别是1940年以后以“文艺工农兵方向”为背景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则主要体现了延安中共意识形态对国统区文艺界的深刻影响。

诗歌政治想象的幻灭——论陈衍诗学理想的转变

陈衍的诗学思想集中体现于《石遗室诗话》若干重要概念,"变风变雅"反映了陈衍对诗歌教化功能的肯定,"荒寒之路"说明了其对诗歌功利化的否定,二者之间的矛盾反映了陈衍诗学理想的矛盾,也反映出古典诗歌在晚清社会的时代巨变面前对改变现实的无能为力,使诗人们"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无从实现,从而对诗歌的政治想象陷入了幻灭。

《韩诗外传》的政治想象及其出路

在儒家学说中,通过“政治想象”提升现实政治水平,是其鲜明特征,这在《韩诗外传》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在“道”与“政”的关系上,《韩诗外传》将“道”等同于“政道”,主张“良好政治”。在“教”与“礼教”之间,《韩诗外传》倡导以“教”为本,重仁义尔后施“礼”治。对《韩诗外传》的“政治想象”,应坚持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并植入现代性的大视野,作出理性地分析,使之走出纯“政治想象”,走向现实政治哲学。

岛链、空间控制与霸权--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想象

地缘政治想象是特定民族和国家对不同地理区域政治-战略重要性的总体判断,在特定国家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的制定、实施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想象在多位地缘政治学家的阐发下逐渐成形,并迅速构成美国亚太政策的主要精神线索。二战结束后,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想象虽经历不同阶段,但呈现出连贯一致的逻辑,即"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在西太平洋天然拥有"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西太平洋的边缘海尤其是离岸岛屿(岛链)具有异乎寻常的战略价值,对美国控制西太平洋至关重要;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安全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是其全球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允许亚洲大陆强国挑战其控制权,但对亚洲大陆的介入尤其是军事介入因形势不同而需慎重考虑。目前,随着"印太"战略的推出,美国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想象正处于一个延续与变形交融的关键阶段,这对美国区域政策乃至全球战略缔造的影响愈发突出。

社区物业治理中的市场政治想象——一个居住政治的研究取向

城市社区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关键空间,现有社区治理研究多以国家或社会为研究中心,对市场场域的功能作用阐述不足。通过以城市社区物业治理为研究主题、以物业公司为研究对象,完整呈现社区中市场场域的运作过程。在转型时期,社区物业公司主导基层物业治理,其行为表现出权变性、趋利性与准政治性的特征,这一现象被概念化为市场政治想象。在对市场政治想象的作用前提、运作核心、加剧机制进行明晰后,归纳出市场政治想象的治理路径,主要包括:以技术治理为依托,促进社区物业的市场化;以法律规范为准绳,推动物业治理的法治化;以合作治理为方向,实现物业服务的多元化。未来的居住政治中,需要“找回市场”,使得包括物业公司在内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多的积极效用。

晚清“类乌托邦”小说的政治想象

晚清出现了一批叙说"政治理想"的"类乌托邦"型小说。类乌托邦小说不同于晚清谴责小说的对现实的直白批讽,它们在幻想中熔铸了作者对如何突破现实的重重包围,从而走上强国之路的思考与探索,构成了小说与国家叙事的对话。笔者试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与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为中心,探究其政治想象。

童谣的“政治想象”

正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中,童谣扮演着某种"先知"的角色。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政治精英总会从童谣中解读出对未来局势的预言,作为进一步行动的指南。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童谣遂有"代汉者当涂高"之说,"当涂高"者,谓皇宫前面的大柱子,即当时"魏阙"也,这是谯周说服刘禅投降曹魏的重要理由。然而,"岂果祸福之机,鬼神早泄其秘于童稚之口哉?"且不论古人对童谣的信任机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就说童谣的预言本身,现代人早已发现这样一个定律:

政治想象的三副面孔:19世纪中叶《伦敦新闻画报》中的叶名琛形象

19世纪中叶的《伦敦新闻画报》塑造了“顽固不化”“残忍嗜血”“渊默镇静”的叶名琛形象。该形象的构建处于文本间性与图像间性的合力之下,体现了该报与《泰晤士报》及政治语境中声音的回响与共振,借助新闻“内文本性”实现的意义再生以及叶氏肖像与其他画像在互文中生成的可能意涵。该形象的生成缘于该报在“英国性”主导下的表征:它受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商业利益的驱使,承载着捍卫帝国荣誉与尊严的使命,也出于对英国民族优越性的鼓吹。它对考察西方新闻文本中的中国人形象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现代地缘政治学的缺陷与中国“地缘政治想象”的超越

现代地缘政治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研究框架、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上都是有价值的,但因为冲突性的世界观、海陆对峙、大国中心主义等内在局限而饱受争议。马克思主义和批判地缘政治学对现代地缘政治学的帝国主义性质及地理想象的缺陷进行了系统性批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新地缘政治理念和实践正在塑造一种超越西方的地缘政治想象,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海陆联合的全球性地缘政治愿景及区域范围内的亲、诚、惠、容外交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滇省夷人图说》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想象和图像表征

《滇省夷人图说》是在清代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由云贵总督伯麟奉皇帝谕旨主持绘制的,是反映云南少数民族外貌特征、服饰、饮食、习俗及生产生活情景的官方图册。该图说从空间性图像符号生产表征了对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想象;从锄头、服饰、伞、乐器等生产生活层面的共享性图像符号见证了清朝嘉庆年间云南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从服饰、婚俗、祭祀和信仰仪式中的自享性图像符号视觉表征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文化特征。《滇省夷人图说》以绚丽色彩、变化的线条、丰富的场景、精简的文字等构成的视觉图像展现了清朝中华多民族大一统的盛况,见证了清朝嘉庆年间云南各少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它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视觉建构,也为新时代如何利用图像形式和图像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借鉴和启示。

想象的地方:废名1940年代乡土小说创作之转向

废名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以武汉会战为背景,在对中国战地社会状况的在场性叙述中,体现出作者因战争生态而产生的文学话语和思想立场转向。地方形象建构上,小说空间场域从“乡土黄梅”衍变到了“乡土中国”;叙述视角上,叙事者的身份境遇从“异乡客”过渡到了“跑反者”。废名书写主体的重建不仅意味着一个读书人在道路困惑与时代焦虑面前做出的自我审视和调整,其中还楔入了重造民族精神的思想命题,反映着他对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思考。整部小说不失为现代知识分子受救世情怀主导而形成的政治想象。

“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地区合作

从批判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观之,"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领导层在新的国内、国际背景下提出的一种战略叙事,这种叙事蕴含了一种中国对广阔的亚欧非大陆进行描述的新地缘政治想象。这种地缘政治想象可被称为太极式想象,它不仅在空间想象上契合中国的太极图式,其合作理念也符合太极图式对于世界万物的理解。太极式的地缘政治想象有助于克服传统地缘政治想象存在的不足与盲点,该构想有可能为"天下制度"奠定物质基础、超越了传统"中心—边缘"的思维模式、具有克服海权—陆权两分法的潜力。除了提供一种认识世界地理空间的新颖想象,"一带一路"构想蕴含的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还能为中国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开展合作提供诸多启示。以大国势力云集的中亚地区为例,太极式地缘政治想象能够产生对于中亚地区的新认知,并为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一些具体启示。当然,"一带一路"地缘政治想象的新颖与独特之处仅仅只是潜在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其转化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