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鄂西容美土司的政治抉择与政治认同

明代鄂西权力体系中,施州卫占据主导地位,四大土司势均力敌,与明廷关系密切,步调一致。然而明朝灭亡后,鄂西土司没有中央朝廷和施州卫的钳制,受权力和利益刺激,其政治抉择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有的投靠农民军,有的主动归附清廷,有的坚持忠明立场,有的中立观望。明亡清兴三十年,鄂西权力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容美土司巧妙利用此次危机,打好政治牌、军事牌、文化牌和经济牌,最终成为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土司。

明末清初鄂西土司的家国认同与族群利益——以易代之际鄂西土司的政治抉择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易代之际,鄂西土司的政治抉择与川东、湘西土司相比,有较大的差异性。鄂西土司归顺清廷步调不一,复明与降清两股力量纠缠不休,直到清廷彻底平定三藩之乱后,鄂西土司才安安分分降服清廷,不再生二心。剖析这种差异,表面上是"夔东十三家"武装力量使然,实际上隐含着深刻的文化因素,涉及到以容美田氏土司为首的鄂西诸土司对汉文化的认同、家族宗族利益的考量。

抗战时期郭沫若的政治抉择

抗战时期郭沫若的政治抉择,基于主客两方面的原因,除了郭沫若自觉的革命意识和固有的政治理想,也应归于当时独特的政治背景,中国共产党将郭沫若整体纳入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是郭沫若政治抉择的重要因素。

1913～1933年西藏上层的政治抉择

清末民初,在列强入侵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出现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倾向。西藏地方谋求"独立"的倾向是在英国殖民势力的利诱与挑唆下产生的。十三世达赖喇嘛(1913年元月返抵拉萨重掌政教大权,1933年12月圆寂)民初"亲英"的政治选择与时局及他所处环境的影响密切关联,但这种与中央疏离的政治取向显然助长了英国欲将西藏纳入殖民体系的气焰,却违背了中华民族寻求统一的强烈意愿。其执政晚期的政治转向对于承继和延续自元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之间所保持的统属关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陈嘉庚的政治抉择及其原因与启示

陈嘉庚一生经历了在辛亥革命时期加入同盟会、抗日战争期间回国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定居的三次政治抉择;这三次政治抉择都含有强烈的"正统"观念,都离不开革命和战争事件的影响。陈嘉庚痛恶战争、热爱和平,拥护正义战争、坚信正义必胜,顺应潮流、与时俱进,是一位"正义老人"及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明清易代之际西南土家族土司政治抉择之比较

明清易代之际,湘西、鄂西、川东土家族土司归顺清廷的时间不一,同省大小土司忠明、降清立场不一,呈现出一定的时间与地域差异性。分析明清易代之际土家族土司的政治抉择,与当时西南地区军事政治格局、各省土司与南明农民军恩怨、汉文化儒家忠孝伦理与中央王朝强弱、家族利益大小认同密切相关。

正统意识与陈嘉庚先生的政治抉择

自幼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为陈嘉庚先生形成其正统观念提供了基础。对陈嘉庚先生来说,地理一统和道德要求是判定政权正统与否的标准,特定的历史背景还使他受到汉族正统观念的浓烈影响。陈嘉庚先生的正统意识促成他从反清到拥蒋,直至最终支持共产党的一次次重大政治抉择。

清末肃亲王善耆应对满汉关系的政治抉择

肃亲王善耆在清末复杂的政局中独树一帜,他不仅与康、梁等保皇派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权倾朝野的汉族重臣袁世凯,而且试图通过笼络革命党人程家柽等来消弭革命、缓和紧张的满汉关系。同时,他还破除理藩院禁用汉族官员的制度,不分畛域,起用有才能的汉族官员。

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现代化事业重大政治抉择的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起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四代领导集体,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在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几个关键时刻,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出了重大政治抉择,创建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济实现了起飞,保证我们的国家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奋勇前进。

隋末县令的政治抉择及影响

隋末县令是隋唐之际不可忽视的一股政治力量。隋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隋廷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控制,但隋末动乱削弱了这种控制,作为最低一级地方政府的长官,隋末县令趁机扩大了自己的权势。面对动乱,他们做出不同的政治抉择:或弃官避难,或婴城自保,或参与举事,或自立为王。而隋末举事者也大多重视对他们的招抚,甚至以其为最重要的谋士,其中尤以李渊最为典型。隋末县令的选择及随后的行动对隋唐政权的更替以及李唐王朝的巩固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獅虎梅枫:何香凝的画风之变与其政治抉择

何香凝是著名的革命家,也是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女画家,绘画伴随其革命的一生。通过研究其不同时期的画作可以发现,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变化,何香凝的绘画风格也呈现出从色彩艳丽的日本画风格到中西交融的探索风格,再到平和恬淡的中国传统风格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何香凝艺术探求的结果,更深刻反映出其在不同历史环境下所作的政治抉择。

论诗人气质对闻一多政治抉择的影响——以闻一多书信、年谱为基础的研究

在以往的研究中,评论界在构建闻一多诗人、学者、民主斗士这一形象特征时,往往是将这三个特征分别镶嵌在闻一多生命线性时间历程的三个时期,并且研究的资料多是闻一多公开发表的诗文。文章通过对闻一多书信和年谱的系统研究,发现闻一多不同时期的人生抉择,深受其诗人气质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诗人时期的闻一多,还是作为学者、民主斗士时期的闻一多,其本质上只是一个诗人。这决定了闻一多一生的政治抉择,因而,闻一多只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

论明清两代“预制土官”策略及水西土司的政治抉择

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利用彝族土官对水西进行治理,其间经历了一些比较大的政治制度变迁",预制土官"策略的实施和水西土司的政治抉择对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明清之际桂西土官政治抉择之考察

明清之际,帝国边陲的桂西土官在面对清、农民军余部以及南明政权时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们奉南明政权为正朔;出兵勤王、纳粮助饷;桂西土官如此抉择不仅仅是深受"国恩"的"报恩"行为,也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因,更有深层文化认同因素。

儒家思想对元明之际忠义士人政治抉择的影响

元朝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多元族群社会,各族士人的政治利益相差颇大,与元廷关系的亲疏亦不相同,各族士人在元明鼎革之际的反映虽不尽相同,但大部分采取了效忠的姿态。元末战乱中,平时并不为朝廷重视的儒士在此时担当起了救国的重任,为元廷尽忠。元末死难者中,不论是蒙古色目人,还是汉人、南人,都以儒士居多。作为儒者,他们有共同拯世济民的抱负和竭忠输诚的信念,他们的思想和言行无不体现一个儒者所应履行的职责,儒家的忠孝节义、伦理纲常是指导他们言行的主要准则。

从宪法到宪政:立宪国家之政治抉择

宪法是宪政在法律上的表现,宪政是宪法的实质内容。制宪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抉择,选择了宪政,则必须承认"有限政府原则"和"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原则"。建立一个国家权力受到制约、人民权利受到切实保障的新型政治关系与社会形态,是对传统的、专制的、奴役的社会的否定,并在此否定下催生了新的社会形态,权力从此具有了政治合法性。

中国发展经济的政治抉择与意义

1.经济开发对中国政治的意义 在中国,经济开发是国家追求的最大而最紧要的目标。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表示双重的时代性意义:首先,要对中国现实有客观、深刻的认识,然后,将此与经济发展推动的社会经济结构相联系。其次,对其体制运行方式进行革命。

1911—1912:梁启超归国前后的政治抉择

1911年8月，梁启超与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北洋士官三杰”策划的“滦州兵谏”及宫廷政变虽然失败，但客观上却确保了武昌起义取得成功，这是导致满清覆亡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滦州兵谏”以最小的代价，使得辛亥革命几乎没发生什么大的武装斗争及流血牺牲即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进步。

劳教去留更在于政治抉择

某男子吸毒被拘留，因担心被劳教，自首说盗窃了2000元钱。最终该男子被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1年。为规避劳动教养，行政案件转成了刑事案件，这真真令人啼笑皆非。

宋、金、蒙古政局变动下的华北武装团体政治抉择研究——以红袄军李全集团为例

金朝末年,华北政治秩序瓦解,民众为求自保,组成大大小小的武装团体,这些武装团体的政治向背对当时宋、金、蒙三方逐鹿中原的结果有莫大的影响力。红袄军是这些武装团体中最反复无常者,研究其政治抉择的因素,可以增进我们对当时武装团体政治向背的认识。李全是红袄军第二代首领,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首领,历史上以反复无常著称。过往学界认为影响他政治抉择的因素包括民族意识、武力、经济利益及尊敬。本文通过分析益都之战的过程及李全攻宋时期的一些“忠于宋朝”的行为,指出他的政治抉择也与集团成员有密切的关系。他一方面必须顾虑集团成员的想法;另一方面必须做出种种“宣誓或行动”,使部下相信他的行动有正当性,以此让对他的政治抉择不满的成员仍能为他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