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抒情诗的审美风格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忠实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革与公共生活的面貌,整体呈现出三种审美风格:宏大叙事中雄伟壮丽的崇高美、日常叙事中清新宁静的优美、异化情境中社会不良风气造成的荒诞感。无论是抒发社会主义建设革命豪情的壮美、表达日常生活幸福之感的优美,还是讽喻社会异化情境中的荒诞感,诗歌的价值内核仍然指向对真、善、美的追求。

对称与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

对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现代政治抒情诗在诗体探索与建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理论角度而言,注重宣传鼓动性、坚持大众化以及倾向于朗诵的传播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与对称间的亲密关联。而在具体的诗体实践中,“辞赋式对称”和“楼梯式对称”的创造性使用,则为现代政治抒情诗或创制或改造出了“新辞赋体”和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楼梯体”。从对称视角重新检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修正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刻板印象,重估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成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新诗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启示。

七月诗派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与传播研究

20世纪40年代文学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衣钵,又开启了20世纪中后期“共和国文学”之先河。针对我国40年代文学进行研究,可以有效填补上述两个时期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空缺部分,实现“拎起中间,带动两头”。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群体以七月诗派为主要代表,其诗歌创作观念和写作形式相较于以往的政治抒情诗创作别具一格。他们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诗坛出现的“非诗化”现象进行反思,拒绝诗歌中的单纯“呐喊”,延续“五四”新文学运动开拓的道路,将文学的启蒙性和宣传性相结合。七月诗派集体创作实践的变化一方面受到作家外部生存环境及作家个体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20世纪以纸媒传播为主的文学传播方式的影响。因此,文章以《七月》《希望》两个期刊为研究对象,对其流派作品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进行论证,阐述集体创作实践与纸媒传播效果共同缔造了七月诗派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政治抒情诗:审美意识形态的艺术实践方式

政治抒情诗不仅是贯通中国新诗史,也是贯穿中国新文学史的现象级存在,作为中国新诗中最为成熟的诗歌形态,按历史时段可以简略将其归纳为:一本诗集、两个诗人、三个流派或群体,另加一个具有诗史级意义的诗人艾青。虽然对“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说法见仁见智,但在审美意识形态语境中对政治抒情诗进行针对性的话语评释,以审美意识形态来特指、诠释政治抒情诗,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行的。关于这点,既可以通过对政治抒情诗文学史层面的宏观考析来印证,更可以从对艾青的个案解析中获知。

一个守护公民思想和意志的诗人——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政治抒情诗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的政治抒情诗以众生平等的情怀,凸现他个人的人性姿态与人格力量。我们在他的吟唱中,感受到了诗人触摸到的是心灵、良知、正义、忧虑与痛苦。他充当美利坚异常敏感的感官,把对生活和对人格的"真"的追求贯注于诗歌之中。他的诗歌是美利坚公民的生命的血液,养育着这个民族的肉体和灵魂,张扬了公民意识,使民族精神得到升华,诗歌也就成了守护公民思想和意志的战士。

“政治抒情诗”的考辨及其域外资源问题

"政治抒情诗"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概念之一,它在特定的时代出场,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得益于域外资源的借鉴。结合"政治抒情诗"的概念解读和历史考察,分析其域外资源与本土融合、多重演绎及复杂性、自我演变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深入认识政治抒情诗的发生与发展。从特定历史语境来看,"政治抒情诗"在汲取域外资源时还有不同表现形态的诗歌写作作为"参照",它可以深化人们对于"政治抒情诗"的历史认知。

晚唐社会和政治斗争的一面镜子——论李商隐的政治抒情诗

李商隐以其独特的无题诗而著称 ,成为我国文人恋情诗的代表。然而一千多年来 ,人们往往忽略了他的政治诗 ,以为他只是一位纯情的“爱情歌手”。其实李商隐的一百余首政治诗 ,占其现存诗歌总量的六分之一。其诗反映统治阶级横征暴敛 ,同情人民疾苦 ,指出“官逼民反”的实质 ;鞭挞宦官专制及其把持军权、干预朝政 ,玩皇帝于股掌之上 ;揭露统治阶级内部党同伐异 ,深刻反映朋党斗争的残酷性 ;反对强藩割据、与朝廷分庭抗礼 ,维护中央集权与国家的统一。李商隐政治诗深刻反映了晚唐的社会现实和政治斗争 ,他是继杜甫、白居易之后 。

试论“政治抒情诗”的历史渊源与当代表现

"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诗歌形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和中国文人的济世情怀密切相关。作为一种显著的当代诗歌创作现象,又有着独特的表现,是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艺术反映。可以说,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是一种必然,它们不可能分离,也无法分离。但是当诗歌创作过于追求社会效应、政治效应,远离心灵感应和精神震撼时,其艺术生命力就会受到影响,当代"政治抒情诗"创作就表现出了这样的遗憾。

从三维视野看政治抒情诗的“得”与“失”——以艾青为中心

论文拟从三维视野出发,以艾青在建国前后创作的诗歌为中心,具体探讨政治抒情诗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局限:一是"政治"视野,二是"抒情"视野,三是"诗美"视野。以"政治"入诗可以知历史兴衰,以"抒情"写诗可以抒写人性之真,以"诗美"为基点可以让诗达至情景交融之境。因而,只有三者的有机统一,政治抒情诗才会实现最高的思想与艺术境界。

在历史语境中论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的审美时代性

如何从历史语境中重新评价十七年的政治抒情诗,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有意义的话题。充分认识十七年政治抒情诗对那个时代的必要性和重要价值,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当代诗歌史客观公正的研究,也有益于当下诗歌的健康发展。

论“十七年”政治抒情诗的文学传统

"十七年"政治抒情诗尽管带有强烈的政治文化特征,但其丰富复杂的存在蕴含着多重阐释的空间。这种丰富复杂的存在其实与滋养它的多种文学资源息息相关,美颂和怨刺传统为政治抒情诗创造了两种对立的抒情范式;左翼革命传统让政治抒情诗将视野投向底层民众,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体现强烈的人文关怀;自由传统为政治抒情诗注入建构诗歌精神的营养,诗人主体性意识的介入避免诗歌沦为政治的附庸。

“情”的政治与抒情的政治学:20世纪中国政治抒情诗——以贺敬之政治抒情诗创作为个案

政治抒情诗通过对"情"的政治化处理,建构了"抒情"的政治学维度。20世纪中国政治抒情诗体现的是一种历史抒情。它的兴起、发展、转换和变形,其内涵和美学特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意志和政治意志。作为典型个案,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是对国家美学和人民美学的抒情性建构。政治抒情诗的历史意义及困境源自诗学与政治学的张力与悖谬,是中国现代性悖论的典型症候。

得失与启示:重读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

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代表着"十七年"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一方面通过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以独特的美学风貌展现出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在自身的艺术实践中,郭小川又表现出了与主流话语的偏离,在艺术探索中努力寻求突破并不断创新。以郭小川的政治抒情诗为个案,将这一诗歌形式置于历史语境中,通过梳理其美学价值和思想意义,探讨如何处理好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对当下政治抒情诗发展的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论二雅的政治抒情诗

本文对《诗经》二雅中政治抒情诗的思想艺术、作者及其写作目的作出全面探讨，从作者地位、创作动机与作品思想内容、表达手法诸方面论证二雅政治抒情诗为《离骚》之祖，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之始、《诗》《骚》关系等方面提出了与前修时贤不尽相同的意见。

“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价值今论

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不仅具有时代性,更具有永恒性。它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政治传声筒,更是时代精神和人民情感的扩音器,能以潜在的力量使后世读者与当世读者一样获得艺术感染和人生启迪。郭小川和贺敬之被称为当代政治抒情诗的两面旗帜,"十七年"时期他们以深重的历史感和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逐渐走向成熟。"十七年"政治抒情诗彰显出强大的教育功能,并推动了诗歌民族风格的丰富和发展。

政治抒情诗的当代风采——读谭仲池诗集《祖国 我深爱着你》

作为献给共和国六十五周岁生日的一份重要贺礼，谭仲池的诗集《祖国我深爱着你》以饱满的激情和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语言，精彩地描绘了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壮丽的山河和繁荣而兴旺的现实景观，唱出了对祖国情深意切的时代颂歌。这是难得一见的具有重量和质感的洪钟大吕，它不是小情小调的浅吟低唱，不是碎屑生活的随意记录，更不是下半身感官的欲望化书写，而是在历史与时代的碰撞中奏出的具有史诗意义的交响乐。谭仲池的诗襟怀博大，寄意高远，生动折射着政治抒情诗在当代的艺术风采，无论对于书写和反映时代的主旋律，还是对于引导当下诗歌的正确发展来说，它都显示出不可多得的诗学意义。

诗人的“苦恋”——赏析白桦政治抒情诗《情思》

白桦的政治抒情诗《情思》,是一首热情洋溢的爱国篇章。该诗既折射出现实主义的理性之光,又具有浪漫主义的豪迈气息,并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在白桦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该诗的讨论,有助于进一步学习白桦的众多作品,更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先生的为人与品质。

强度 厚度 力度——新时期政治抒情诗的浪漫主义特质

诗歌艺术的抒情性决定了它与浪漫主义的密切关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浪漫主义的误读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浪漫主义精神的张扬,但在政治抒情诗创作中仍表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其特点主要表现为抒情强度、厚度和力度,这在政治热情激荡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和文学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