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政治操守与生命范式

苏轼在他的从政生涯中,一直秉持着正道直行、淡泊名利、心系百姓的政治操守。他的政治心态有变化和调整的过程,但是他的政治操守始终未变。苏轼从容乐观的平常心态和洒脱旷达的处世智慧促使他在逆境中寻求到了进退自如、超然自适的生命范式。苏轼的政治操守与生命范式为后世文人的生命建构与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汉儒学兴盛与官员政治操守——以陈球为例

秦朝以吏为师,遗礼义,弃仁恩,重申韩,十四载而亡。西汉初年,儒生渐起,孙叔通制礼乐。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遂为官方哲学。东汉光武诸帝亲历学儒,儒学最盛。诸多官员兼有儒生身份。淮浦陈氏家族有重儒传统,家族成员普遍具有忠君、爱民、直谏的政治操守。陈球是其杰出代表。陈球率道直行,仗义执言,以国家社稷为重,突出表现在议窦太后合葬,零陵破敌,设计除宦官曹节。

汉末陈登政治操守与儒学之关系

汉末陈登出身淮浦儒学浸染的官宦世家。其处身循礼,仁义爱民,积极务政,政绩卓著,体现儒家以民为本和养耆育孤思想。陈登曾数胜江东孙氏,却被曹操调离广陵,身籍世家而又儒学浓厚是其主要原因。

儒学复兴与西汉官僚的政治操守

西汉盛世来临,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与过去的差别,但核心价值是儒学的复兴。西汉盛世的儒学之士信奉孔子思想,都是有坚守的理想主义者,如辕固生固然是其中代表,而儒学复兴最有力的倡导者董仲舒更是揭示了君权应该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的政治宗旨,以君权神授的主张实现限制君权的目的。董仲舒把自己的主张运用在政治操守之中,成为西汉儒生官僚在政治操守方面的典范。而以儒生而至大官的公孙弘、宽,以及其他众多官僚,在儒学复兴的旗帜下,他们的言论必称经典,反映其尊孔精神,而其行为,也大体以正直、直谏、忠世论,虽各人不免有过失过错,但大节不失。他们基本合于圣人对儒生的要求,其政治主张也更多体现爱民忠君之精神。

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重读周恩来《过好“五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能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就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周恩来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他担任政府总理26年,始终告诫领导干部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操守和优良作风。

古人亦尚“讲”“懂”“守”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不仅是每个人完整人格的重要构成,更是每名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始终遵循的政治操守和基本要求。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领导干部要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这三条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古而有之,古人亦尚“讲”“懂”“守”。

干事创业要恪守道德操守

对党员干部来说,为官从政、干事创业,必须恪守职业道德与政治操守。淡泊名利有境界。“人之心胸,多欲则窄,寡欲则宽”,视名利淡如水,待事业重于山,才是做人的高境界。淡泊名利品自高。云南保山原地委书记杨善洲,一辈子追求的“名”是“共产党员”这个光辉名称,追求的“利”是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德不优者,不能怀远。”追求为公之“名”则德高品劭;贪恋个人之“名”,何德之有?

“博学鸿儒科”与晚年顾炎武

在清初遗民史上,康熙十七年诏举的“博学鸿儒科”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对于顾炎武而言,这是他晚年所遭遇的一次“政治操守”的严峻考验。尽管他最终守住了作为遗民的“不臣二姓”的道德底线,但其依凭的精神力量,主要不是历来支撑了遗民们的那些基本动因:本于君臣大义的“忠君”、基于民族大义的“夷夏大防”、源于怀旧情感的“故国之思”,以及出于人格道义的气节操守,而是对于嗣母王氏的“孝”和对于“先妣遗命”的庄严秉承。然而,将“不臣二性”的政治操守仅仅系之于“孝”,未免显得脆弱而不堪一击。是故,经受了“鸿博”的温柔笼络之后,顾炎武在对清王朝态度上明显地表现出松动和软化,这说明遗民现象从来都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

“天下清官”喻茂坚的官德家风与时代价值

官德,指的是官员恪守职业道德和保持政治操守的品德。家风,指的是一个家族世代相传,能够体现家族成员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调、整体气质的文化风格和规范约束家庭成员的风尚和作风。官德与家风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良好的家风可以涵育高尚的官德,高尚的官德同样可以提升家风的品质和格局,官德与家风之间有着内在的伦理逻辑及良性的互动。

切实加强领导干部政德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树立政德是领导干部为官从政的政治操守,加强政德建设是党和人民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每一位领导干部必须将立政德贯穿于政治修养全过程。加强理论学习,筑牢政德建设的思想根基。领导干部要牢牢把握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不断强化理论武装,静心凝神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锤炼过硬作风。

党员干部为何要恪守清正廉洁底线

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必须秉持的政治操守、坚守的做人底线、敢于担当的底气根基。能力有大有小,但清正廉洁却不能可有可无,如果不能廉洁自律,做人便缺失了骨气、做事便失去了底气、从政便丧失了根基。领导干部必须要绷紧纪律红线,巩固清正廉洁堤坝,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

中学文言文板书三则

中学文言文板书三则靖远县二中李振中荆轲刺秦王［说明］《荆何刺秦王》按时间及事件发展的顺序完整地记叙了荆匆刺秦王的故事，生动地再现了一个深沉刚毅、勇于自我牺牲的英雄形象，赞颂了荆柯的机智勇敢和扶弱救困、反抗侵伐的侠义行为，表现了作者反抗强暴统治的思想。...

严字当头 实处使劲 努力践行“三严三实”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仅抓住了严于律己的根本,明确了求真务实的准则,划定了为官用权的红线,更体现了党员干部的价值追求和政治操守,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规矩意识、树牢群众观点、务必勇于担当、坚持底线思维,努力践行"三严三实",争做表率。

浅析苏轼的旷达

一代文豪苏轼,以他清俊的才华和旷达的情怀,卓然独立于北宋的文坛和政坛.不仅在文学理论文学创作上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和诗文革新运动的丰硕成果,而且在政治品格政治操守上也为后世树立了大家风范.为历代的文人学士和志士仁人所仰慕.苏轼思想性格的最大特点就是“旷达”.这具体表现为“外儒内道”的处世态度.即在政治上,他主要取儒家经时济世的入世态度:以国计民生为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刚正不阿,独立不依,激流勇进,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在人生态度上,则主要取佛道超然物外的虚无态度:随遇而安,随缘自适.这种外儒内道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儒、佛、道三家思想对他综合影响的结果,也是苏轼在对各家思想融会贯通之后自我舍取的结果.我以为,这种舍取是积极的,成功的.它不仅成为苏轼在北宋中叶激烈的竞争和险恶的政治逆境中自我排遣的精神支柱,也应该是他在文学上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主要原因之一.

县委书记保持纯洁性之“五要”

县委书记在一个县的全局工作中处于核心地位,负有重要责任,在保持党的纯洁性方面必须有更高的标准,要始终做到"五要",争做为民、务实、清廉的表率。政治素质要过硬。政治素质是领导干部第一素质。作为县委书记,要始终把忠诚作为一种政治操守,坚定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持党的原则,严守党的纪律,听从党的指挥。

论红色基因中的政治品格

进入新时代,传承以坚定信仰忠诚于党、坚定立场一心为民、坚定操守襟怀坦白为基本内涵的红色基因中的政治品格,有助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忘初心牢记宗旨、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实践中,传承红色基因中政治品格,要强化对党的指导思想、红色历史及传统文化的"深学",注重联系典型人物优秀政治品格的"细照",切实做到与主题教育、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笃行"。

强化年轻干部政治历练 为后继有人根本大计强基固本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要源源不断培养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忠诚是为政之魂,是最重要的政治操守。"培养选拔年轻干部,政治标准是首要标准,核心是政治忠诚。

论儒学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塑造及其利弊

中国古代的士——知识分子——创造了儒学,而儒学也对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士大夫)基本性格的形成起了巨大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操守、道德修养、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学术风格等方面,可以说无不打上儒学的烙印。儒学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塑造和影响,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方面,乃在于对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和道德伦理的培养。木文主要从这两个基本方面展开论述,进而分析其利弊。谬误之处,敬祈读者教正。一、儒学重视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和政治性格的培养儒学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塑造,首先表现在对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和政治性格的培养方面。这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探讨。

毛泽民:清正廉洁的红色金融事业奠基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历程,从党诞生之日起,无数共产党人就将"清正廉洁"作为政治操守,使我们党赢得人民的信赖、爱戴和拥护。其中,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就是我党清正廉洁的践行楷模。在毛泽民47年的人生岁月中,他大多数时间都在与"财富"打交道。

陈希:忠城干净担当相互贯通、相辅相成

忠诚是为政之魂,是最重要的政治操守。选干部、用干部,千条万条,第一条就要看是不是对党忠诚。这一条不过关,其他都不过关,能耐再大也不能用。干净是立身之本,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底线。对廉洁上有硬伤的人必须一律挡住,坚决防止“带病提拔”、“带病上岗”,以确保干部队伍纯洁。担当是履职之要,是党的干部的必备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