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日关系的第四个政治文件

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已经签署过《中日两国关于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声明》三个政治文件。这三个政治文件是中日两国发展合作关系的基石。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期间,双方领导人亲笔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与两国关系50年历程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的实践证明,两国只有坚持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正确处理各种矛盾,通过积极对话与平等协商来处理分歧,就两国间的主要问题、地区秩序和国际问题进行积极对话,加强全方位交流与合作,不断增进政治互信,中日关系才能健康发展。纵观50年来的中日关系,两国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同时一直存在的诸多“症结”从未真正得到解决,两国发展道路充满波折。如今中日关系仍然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如何坚持四个政治文件及四点原则共识的原则精神,有效化解两国战略分歧,寻求共同利益,保持双边良性互动的连续性,不仅关乎两国关系正常发展,更关乎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大局。

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由来及对中日关系发展的思考

2007年是中日复交35周年。中日在复交后签署过三个政治文件,这三个文件的签订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三十多年来中日关系是在一波三折的曲折进程中艰难发展的。回顾三个文件的签订及其重要性,对我们研究中日关系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恪守三个政治文件 维护国际正义

在世界各国以不同方式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以及中国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刻，作为发动这场人类大浩劫的责任国之一的日本却逆时代大潮而动，日本某些政客近日更是公然为日本的侵略历史和战争罪犯“翻案”。由于日方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一再违背三个文件的基本原则，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受到严重损害。日本政府在否定历史、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抢占钓鱼岛、干涉台海局势、争夺东海油气资源等问题上，已经走得越来越远。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频频以政府官方形式，公然做出一连串挑衅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挑战现代国际法的极为恶劣的动作，使得中日关系降至冰点。日本必须遵守战后国际秩序，恪守三个政治文件，维护国际正义，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确处理好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只有这样中日关系才能长期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中日关系的关键之年需要第五个政治文件——兼论中日关系中的“政治文件”与“原则共识”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共签署了四个政治文件。这四个政治文件为中日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距第四个政治文件签署已过了10个年头,这期间,中日之间出现了许多问题,中日关系由此陷入低谷。虽然2014年11月中日两国曾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但它与政治文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值此中日关系的关键时刻,中日两国亟需签署第五个政治文件来扭转中日关系的颓势,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更是未来的希望。

中日关系结构性矛盾及其化解——以四个双边关系政治文件为视角

迄今,中日两国发表了四个双边关系政治文件,这四个文件背后分别隐藏着两国间四个焦点问题:台湾问题、反霸权问题、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实质是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即国家利益之争、地区主导权之争、国际地位之争、文化观念之争。只有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尊重对方战略需求原则下,通过增强政治互信、扩大共同利益、加强地区合作、促进交流谅解,双方才能化解矛盾,走向共赢。

政治文件中的排比现象

政治文件中的排比的类型可以分为:语素排比、词排比、短语排比、分句或单句排比、复句排比、句群排比等类型。排比在此类文件中能清晰地表达思想,加强语势,从而大大地提高了表达效果。

从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探析两国关系发展轨迹及未来趋势

中日四份政治文件代表着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脉络,两国从结束敌对状态、建立邦交关系发展到战略互惠关系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从第四份政治文件的签署到现在已有十多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实施、美国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的调整、日本追求战略性外交的努力等,国际形势、地缘政治格局、国家能力和心态早已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以新古典现实主义为基础,根据当今国际政治发展现状构建了新的理论模型,从体系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上来解析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和趋势,得出当今国际社会已经具备了升级中日两国关系的新的时代契机和因素。中日关系的深化、合作领域的拓展、合作程度的加深将是中日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将对东亚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稳定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战后中日关系的原点及其延长线——重温四个政治文件

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虽时有起伏,但相对稳定并不断发展,历史证明是两国之间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为此提供了政治基础和保障。《中日联合声明》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构建和形成的战后中日关系的精神原点和指导原则,是两国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其延长线上,中日两国因时制宜,共同达成的《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均为中日在双边关系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对时代要求做出的及时回应,为确保两国关系的建设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当下,中日关系又处于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通过重温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战后中日关系的原点及其赓续,对于思考如何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启鉴意义。

“文件政治”研究的方法初探

当前中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宏观的政策、制度研究和农村、城市社区等微观单位研究。然而在这两个层面的研究中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境。有鉴于此,有必要在阐述"文件政治"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政治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分析方法、政治过程分析方法、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文本分析方法、符号象征方法等"文件政治"研究的具体路径。

中国乡镇基层政权中的文件政治:象征、效能与根源——G乡的表达

文件政治作为我国政治生态的现实表达,在我国的党政系统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对G乡党政官员的访谈和调研,我们发现基层政权的文件生产包含"象征"与"效能"两个维度,它既是基层党政领导的"权力符号",也是地方政府政策贯彻执行和推动工作落实的压力机制,以及地方治理变革和制度创新的有力推动工具。我国长期奉行的集权政治体制、"运动式"治理模式、滞后的法律制度建设以及人们根深蒂固的"圣旨"情怀为文件政治的存在提供了广阔的政治空间和生发基础。文件政治一经产生,便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需要相吻合,从而也构成其存在的更深层次根源。

政治动员视角下的文件政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式的一种研究

文件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与法律框架内,以政治文件为核心把握国家发展方向,以具体文件落实政治文件要求,并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文件精神上升为法律的治国理政方式。其中,政治文件的形成与落实是文件政治运作的核心体现。本文在论述政治动员分析适用性的基础上,以中国共产党全国党代会报告为例,采用“议题建构-认同聚合”的释义模型分析文件政治的运作,将政治文件的形成视作“议题建构”的过程,主要包括起创、形成、修改、完成等阶段;将政治文件的落实视作“认同聚合”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政治文件统治、转换、动员等功能的实现。文件政治尽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不仅为国家发展定向,还实现了对政党权力的规训和对个人意志的约束,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将来,我们仍需要政治文件在宪法与法律框架内“掌舵”国家发展,但要注重减少文件数量,提升文件质量,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模式与中国方案。

“文件政治”：当下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新视角

"国家"视角和"社会"视角是当下学术界研究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两种分析方法,这两种分析方法自然都有其合理性与解释力,相关研究成果甚丰。但这些方法还存在着一些理论限度。本文提出从文件政治的角度去研究乡村治理,这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补充,或许更切合中国乡村乃至中国政治的本土化特征。

从文书行政到文件政治:破解我国规模治理难题的内生机制

中央权力如何破解由于行政区划和科层制所产生的治理难题,即维护政令统一问题,一直是超大规模国家治理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从秦朝开始便通过统一的文书话语体系对规模治理进行了积极探索,此后历代王朝均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文书行政制度,以更好地发挥中央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性质和治理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文书行政却得到了沿袭和发展,并逐渐演化为文件政治。文件政治在运行过程中呈现出的意志统一、规则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统一、行动统一等政治功能是维护政令统一的具体体现,为破解国家规模治理难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克服政治性文件翻译中的“中式英语”倾向

政治性文件的翻译更易出现“中式英语”倾向。为减少“中式英语”,可在透彻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注意使用两种技巧加以克服。

文件转发:中央与基层的政治联结和互动——基于对京山县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文件的考察与分析

文件是一种常见的国家治理工具和手段,在基层政治运作中发挥着重要价值和效能。文件转发作为文件制度链条上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文件再生产的过程,也是公共行政领域的一种政治行为和政治互动。由于受到政府职能、文件功能、制度空间和主体利益的导向,文件在“中央—县级—乡镇级—村级”的纵向行政层级上呈现出解读性转发、适应性转发和重制性转发三种不同的行为模式,蕴含着民主治理的常规运行逻辑和基层投机的偶发行为逻辑。这一“文件治理链”的形成,是科层化政府及其权力等级体系的结果,也是国家制度化建设的表现。若要加强中央与基层的政治联结和良性互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就要构建规范的文件治理体系、强化民主协商的制度设计,以此充分发挥国家的制度优势,增强治理效能。

治理形式与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基于“文件政治”的实证考察

“文件政治”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形式。描绘“文件政治”的治理形式及其治理内容,观察“文件政治”的治理形式如何生成形式主义,有助于在归纳“文件政治”形式主义表现特征的基础上,总结出治理形式与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必要的治理形式建立于层级组织,但多重层级组织同时作用于单一治理内容,就会造成伴随多重层级组织出现的表面治理形式明显偏离于实际治理内容,在治理形式与治理内容的偏离过程中,治理形式就会逐渐异化层级组织的治理行为,从而最终生成了层级组织的形式主义。

权力视角下的文件政治:党的一种领导方式

文件政治是党的一种领导方式,长期存在于中国的政治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件既是权力的象征,代表人们对组织和个人权力的想象,也是权力的载体,承载了权力的等级秩序。文件通过建构合法性实现了权力向权威的转化,并通过生成政治仪式和创造政治话语实现了体制内外的政治动员。文件政治的领导方式契合了党的先进性与使命性,将会长久存续于中国政治中。但文件政治的发展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实现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

社区治理中的部门介入及影响:基于478项政策文件的分析

通过单独或联合印发政策文件,部门针对基层社区制定规范、提出指导性意见、进行先进评选、提供公共服务,在承担相关职能的同时也实现了部门权力在城市社区的介入。部门此举,响应了对社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基本单元的重视,同时也夹杂着部门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即便在为社区减负的要求下,部门对于社区的介入也依然存在,在面临紧急事态时这种介入甚至表现为一种“再加码”。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为实现更有效的社区治理,需要在政府行政和社区自治之间保持某种平衡,相关部门也要抑制权力过度行使的冲动。

揭秘红头文件里的治国密码

＂中国政治文件很重要,很多关键决策的制定与贯彻落实都由文件推动。尤其红头文件,是观察和理解中国政治的绝好切口。＂作为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张小劲研究过不少国内外的政治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