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与政治文化传播

在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为世界瞩目的今天,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必须和硬实力的增长相协调相促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软实力的增强有赖于广泛的传播,尤其是政治文化传播。在众多跨文化传播内容中,政治文化传播对于软实力的提升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代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保障。

从参与建构到范式超越:“韩流”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再认识

凭借统揽影视、音乐、游戏等文化产品的“韩流”,韩国从以制造业崛起的“亚洲四小龙”之一跃升为发达靓丽的东亚代表,受到全球年轻受众的热情追随,也成为我国提升国家软实力和中华文明传播力的借鉴对象。然而,在“模仿”和“抵制”的争论中,“韩流”或被置于发展主义的视角下被完全“去政治化”,或被视为不值一提的“昙花一现”。这两种态度都未能揭示中国在“韩流”形成与传播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也未能挖掘出真正有利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传播的经验教训。本文以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框架,重新回溯中国如何主动引介和参与“韩流”产业发展与话语建构,并基于“韩流”在全球文化秩序中的定位,总结其模式的内部矛盾,进而探讨中华文明传播力建设如何形成超越“韩流”的现实路径。

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涵义

与建制性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带有欧洲殖民主义和战后美国霸权胎记的"跨文化"概念不同,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概念可以回溯到后殖民语境中古巴学者菲南多·奥梯茨提出的transculturation一词。这一概念特指殖民主义扩展中不同文化体系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中的碰撞所导致的文化转型过程。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将传播、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等问题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互动过程中来分析,强调传播和文化的社会历史嵌入性、社会主体的能动性以及挑战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

从NBA到“村BA”:乡村体育文化的创造性转型

2022年以来,融合乡土性与现代性的黔东南台盘村“村BA”火爆全网,被誉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在“村BA”走红的过程中,乡村文化与民族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国家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筑起了关键的物质基础,而基层的篮球传统和体育积极分子的内生文化动力则是“村BA”得以薪火相传的根本原因。“村BA”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促进文化交融,以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维护体育运动的纯粹性,以推动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重建乡村公共秩序,展现了村民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对以NBA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体育文化进行批判和对乡村振兴进行文化赋能的主体性自觉。更重要的是,糅合了文化交融性、体育本体性与村庄公共性的“村BA”,以其独特的中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形态,实现了体育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型,在改造资本主义逐利逻辑、克服城市中心主义和超越西方文化霸权方面,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启示。

新媒体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型载体——以微信、易班等为例

近年来,网络、移动电视、手机媒体等一系列以数字信息化技术为支撑体系的新型媒体形态出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给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带来极大的挑战。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不仅意味着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意味着整个受众群体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的革新,尤其是高校学生群体,对于网络的认识与体验更加深刻,新型媒体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年轻一代的好奇心与求知欲。目前教育领域也不断地引进媒体教学方式,就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而言,各类新型传播载体如交流工具微信、综合性交流平台易班等的引进,使课程的传播更加广泛与深入。

传播学教育与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与实践——专访赵月枝教授

访谈围绕"传播学教育与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与实践"的核心议题,针对当下传播学面临的理论挑战和现实困境,深入探讨了在全球史视野和后现代语境下,如何通过综合吸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民间生活体验和日常智慧,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前沿思想的精华,创新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访谈以中加全球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的实践为例,进一步阐述了"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及其包含的跨文化传播教学理念,展示了这一理论在推进传播学教育改革,培养学生独特的跨文化敏感和批判的主体性方面的指导意义。

环境传播理论、实践与反思--全球视角下的环境正义、公众参与和生态文明理念

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危机呼唤全球视野下的去西方中心主义跨学科理论创新。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生态马克思主义环境正义观提供了切中环境问题根源和解决路径的理论视野,也打开了从全球高度和中国本土立场认识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的新窗口。从这两个理论视野审视,被视为环境治理成功经验的西方公众参与机制,存在明显的时空层面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资本主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变相推动了其他国家的环境非正义。反观中国,历史上农耕文明在生态方面留下了丰富遗产,现实中农民和少数民族群众表现出超越监督和谏言的带有朴素生态主义认知的自发性、原创性的参与和实践。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生命的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创新更是中国对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理论贡献,表现出中国对人类未来发展正确路径的远见卓识。

全球到村庄，东南到西北：探索新闻传播在地化知识创新路径

在资本主义权力关系伴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扩张的过程中,通过从全球到村庄和从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可以为打破资本主义全球化和都市化路径提供反思性的视角,从而开启审视全球权力结构和想象"新地球村"未来的全新维度。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要有自己的主体性和问题意识,需要在跨文化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中,聚焦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基础的"工农联盟"所包涵的城乡关系视角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视角,以此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发展主义偏颇,为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知识创新的理论和实践空间。

中华文化在拉美:“生活世界”里的多形态传播实践及其启示

2024年是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成立十周年,中拉人文交流是开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外传播、促进全球南方文明互鉴的重要领域。本文基于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超越媒介中心主义视角,结合在阿根廷、智利两国的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对节日庆典的仪式场域、传统艺术的审美欣赏、互动娱乐的沉浸体验、生活方式的理念内化、经济领域的人文空间等多形态的中国文化传播实践进行案例分析。本文指出,跨文化传播应面向“生活世界”探索认知转型,注重文化的杂糅性、地方性、人民性和物质性,并指出增强文化自信、融合转型创新、联结地方特色、聚合多元主体、浸润日常空间、发展人文经济等启示,为进一步提升中拉民心相通、促进对拉文化传播提供借鉴。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中国文化在拉美及全球传播的三大价值目标与意义追求:一是增强中华文明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传播力影响力,二是丰富世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三是促进全球南方国家的文化交往与团结合作。

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误读

从比较政治文化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政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一般模式或规律性现象:西方政治思想在其内部各亚文明及在其他文明的传播中,呈现出某种共同的变异;本土文化构成认知异质文化的有色眼镜,从而带来误读对方的必然性;国人依其与本土文化的契合性评判和选择西方政治思想;西方政治思想两次大规模进入中国正值西方文明的危机期和转型期,因而与之交流的时机不利;作为理性活动的政治思想传播受背后政治文化因素的支配。

传承与发展: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聚焦新媒体环境中的受众与用户生成内容、跨文化传播的政治经济分析、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以及下一代互联网的社会挑战,这些研究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开辟了全新的理论与实践空间,成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新地球村”的想像——赵月枝谈传播研究新实践

2016年6月21日至7月2日,由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英国西敏寺大学传播与媒介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主导承办的"传播、文化与全球南方"第八届四校联合国际暑期班在浙江省缙云县举行。这次暑期班以全新的理论视野和丰富的农村实地调研为来自国内外20多所高校的青年学子开拓了学术空间。笔者是暑期班实地调研的带队老师之一,在暑期班最后一天,就此次暑期班实践所昭示的传播研究新思路,采访了主要策划人赵月枝教授。赵月枝教授认为,传播研究需要克服麦克卢汉"地球村"概念的局限,从全球层面深入、纵贯到乡村层面和不平等全球社会的底层,并在此基础上想像新地球村的未来。

数字劳动的社会主义解释可能——基于笕川村“电商一条街”的扩展个案研究

数字劳动研究在成为学界热点议题后,陷入了概念使用混乱、分析框架重复、语境迁移不适用的三重困境。本文以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为理论框架,对浙江省缙云县笕川村“电商一条街”进行扩展个案研究,发现的是不同于现有文献中所呈现的被动的、原子化的“数字劳动”,是对全球数字资本主义逻辑而言具有逆向性的、主动的、集体性的劳动。本文认为,数字劳动讨论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框架下构建另一种解释可能。首先,破除“资本/工人”二分法,关注囊括外部大资本、地方小资本、劳动者以及各级党政部门等四大主体;其次,在关注对抗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与依存面向;最后,打造数字劳动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仅关乎劳动概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解,还关乎知识生产的社会主义立场自觉。

Beyo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Versus Cultural Studies Debate？ Toward a New Integration

Since the late 1980s, the encounter between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 within the field of media research has raised continuous debates and confrontations among academics and policymaker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casts light on the important questions as well as methodology in media scholarship.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 two primary but sometimes competing ways of examining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following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ir theoretical trajectory. Also, this paper suggests building a bridge connecting the two disciplines, the integration of which is essential to an adequate account of gender, race and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in addition to class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