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刘述交往的政治文化内涵

刘述是王安石熙宁变法的重要反对者之一,但历来研究者对其关注了解甚少,以至于他的生卒年代、仕途主要经历等基本情况,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考察有关历史文献资料,从刘述七十二岁而卒来推测其卒年和生年,根据苏轼相关诗文提供的时间线索,可以大致判断其卒于神宗熙宁九年至元丰元年之间(1076—1078),而生年则在真宗景德元年至大中祥符元年之间(1004—1008)。苏轼与刘述交往不算多,时间也不长,但其中包含的政治与文化内涵却颇为重要,对世人加深对熙宁变法的认识,深刻了解苏轼在特殊政治背景下的交友之道及其思想情感,具有不容忽视的启示作用。

明朝公祭文文本的政治文化内涵

祭文是祭祀仪式过程中使用的祝祷性文字。明代史籍中保存了大量国家公祭文，按内容可分为常规性祭文与临时性祭文两类。祭文在公祭仪式中被宣读、呈案、焚烧或掩埋，此为祭祀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公祭文文本传递出重要的文化内涵：首先，它以言辞形式传达出祭祀主体之意图，沟通了人神关系；其次，对祭祀主体之身份和统治之正统合法性进行反复强化；再次，表达祈福弥灾，规约官民，震慑鬼类的意图。此外，祭祀文中的各种对象关系展现出时人复杂而微妙的天、神，君、臣、人、鬼观。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祭文使上述内涵得到彰显，进而增强了群体意识中的“神圣”体悟。

清代国家祭祀礼仪的象征体系与政治文化内涵

祭祀礼仪作为"五礼"之首,是古代国家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的政治功能和文化价值。祭祀活动就是通过具体的礼仪形式来表达祭祀者的诉求。清代国家祭祀在保持本民族习惯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中原礼仪制度,形成了完善的祭祀体系。清代国家祭祀礼仪是建立在其思想文化意识上的一种象征体系:实物象征通过祭祀所用祭器、祭品、祭服等来表达;语言象征通过祭祀乐章等来表达;行为象征以皇帝亲祭和虔诚斋戒等来表达。清代国家祭祀礼仪的具体仪式程序都有严格规定,表达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内涵。祭祀礼仪制度的传承演变也为政治生活所左右。从礼仪制度这样的文化层面切入政治史研究,是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唐代的清明改火、赐新火习俗及其文化、政治意蕴

在沿袭前代的基础上,唐人将清明改火、取新火习俗进一步发扬光大,并衍生出赐新火仪式,风靡一时,蔚为大观。这些蕴含着则天顺气、辞旧迎新、君恩臣报等文化内涵和政治意蕴的节俗活动,既丰富了唐人的节日文化生活,增添了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又契合了唐人特别是统治者的精神、心理需求及现实政治需要,一定程度上维系和巩固了统治秩序,对唐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的转变

政治文化是社会政治体系中最深层的东西,它和政治现代化密切关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它反过来又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政治现代化,必须在正确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对传统政治文化加以改造,按照一定的路径和原则实现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赶考精神”的内涵、时代价值和弘扬对策

本文主要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赶考精神"的内涵和政治文化基因。"赶考精神"所蕴含的政治文化基因主要有四个层面,跳出历史周期律,得民心者得天下,打铁还需自身硬,君子以自强不息。二是弘扬"赶考精神"的时代价值。解决好五个方面的问题,服务宗旨淡化,理想信念虚化等。三是弘扬"赶考精神",勇担时代责任。选好关键少数带头人,谨记纪律作风硬约束,拧紧理想信念"总开关"等。

言论自由是第一性自由

西方国家推崇“言论自由是第一性自由”，这一观点看似绝对，但从哲学角度出发，世界上是不存在绝对的事物，所有绝对都是相对的绝对。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开头分析了言论自由的绝对性价值，然后从美国这一言论自由高度发展的国度入手，探寻其背后的相对性，即将言论自由上升为第一性自由所需要的、潜在的政治、文化内涵，继而比较中国文化，得出“言论自由为第一性自由”在目前的中国是行不通的结论。

基于SWOT分析法之上的我国政治文化发展

政治文化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发展史上充当着灵魂和精神支柱的作用,其影响不可小觑。从政治文化的内涵出发,研究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现状,并借助SWOT分析法,可剖析我国政治文化发展存在的多种问题并据此提出推动我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可行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