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长期存在系统性的预决算偏离问题,这会导致政府预算的法治性、规范性、科学性以及约束力大打折扣。因此,要加大对政府性基金收入预决算偏离度的研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治理之策。利用2010—2017年我国31个...我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长期存在系统性的预决算偏离问题,这会导致政府预算的法治性、规范性、科学性以及约束力大打折扣。因此,要加大对政府性基金收入预决算偏离度的研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治理之策。利用2010—2017年我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性基金收入预决算的偏离度及其成因。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存在系统性超收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在政治晋升激励下追求G D P高速增长,并策略性地低估G D P预期增长目标,这为政府性基金预算超收打下了经济基础;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动机和策略性行为是政府性基金收入预决算偏离过大的深层次体制成因。因此,在提高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重视程度的同时,既要从预算技术层面入手提升预算管理水平,更要从根本上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彻底解决政府性基金收入预决算偏离过大的问题。展开更多
文摘我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长期存在系统性的预决算偏离问题,这会导致政府预算的法治性、规范性、科学性以及约束力大打折扣。因此,要加大对政府性基金收入预决算偏离度的研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治理之策。利用2010—2017年我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性基金收入预决算的偏离度及其成因。研究发现,我国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存在系统性超收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在政治晋升激励下追求G D P高速增长,并策略性地低估G D P预期增长目标,这为政府性基金预算超收打下了经济基础;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动机和策略性行为是政府性基金收入预决算偏离过大的深层次体制成因。因此,在提高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重视程度的同时,既要从预算技术层面入手提升预算管理水平,更要从根本上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彻底解决政府性基金收入预决算偏离过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