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效能与政治正当性——基于韩国反腐的模式分析(1987—2022)

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公权力非公用化扩张引发的腐败增长问题,成为政府当局维系政治正当性的阻碍。1987年韩国民主化改革后,政府逐步构建了制度化的反腐模式以提升反腐效能,保证了韩国国民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度。本文在回顾政治正当性研究的历程中构建了一个“反腐效能-政治正当性”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梳理韩国反腐模式的演进历程发现,韩国在从运动型反腐模式转向以运动型反腐为主、制度型反腐为辅模式再转向制度型反腐模式的过程中通过提升反腐程序正义保证程序正当性、营造优良政治生态来保证绩效正当性。同时,本文通过研究腐败感知指数与韩国社会对公职社会腐败程度的认识趋势发现,反腐行动所带来的程序正当性与绩效正当性共同作用,增进了民众政治信任,支撑了意识形态正当性,通过证明反腐绩效所带来的程序正义、治理绩效、政治信任转化为反腐效能,保证了政治正当性。

政治正当性的古今中西对话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在2006-2010年间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研究项目《中西思想史视野中的政治正当性》,课题组成员是研究中国与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学的学者。当他们从古今中西各自的专业视角研究了政治正当性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的理论形态和话语方式之后,发现即使在不同的文明模式和现代性轴线上,不同形态的政治正当性依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意识和时代困境。于是遂围坐在一起,以自由讨论的方式进行了一场关于政治正当性的古今中西对话。

先秦法家政治正当性的理论建构

从子产到韩非子,先秦法家学说完成了从"救世"理论到"治世"理论的蜕变过程。"救世"之说,乃是西周以降以"礼乐刑政"为核心观念的"王道政治"的权宜补充。"治世"之说挑战王道政治观念,形成了先秦法家独具特色的政治正当性理论。法家学说从历时视域与共时视域两个层面构建其政治正当性理论。历时视域中的法家政治正当性,强调政治正当性之获得在于洞察人们最为关切的时代主题,并且通过有效的途径与手段来回应人们的关切,最终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戴。共时视域中的法家政治正当性,强调"以力服人"、"以利服人"与"以理服人",主张回归到政治最为坚实的初衷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获得正当性的最终源泉在于获得百姓心悦诚服的拥护。法家的政治正当性理论是一套完整的"治世"理论,是独立于儒家"王道政治"并谋求长治久安的治国原理,并非儒家学说主导下只能应对"乱世"的学说,司马谈"可行于一时之际而不可长用也"的断语不足以定性法家学说。今日研究法家,应该超越历史的成见与偏见,超越法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具体学说,深入挖掘其背后蕴涵的深刻政治原理。

政治正当性与哲学无政府主义:以西蒙斯为中心的讨论

通过对约翰.西蒙斯的著名论文《证成性与正当性》的批判性考察,分析指出由于"基于同意的正当性观念"过度依赖极端意愿主义的立场,因而无法(如西蒙斯所声称的那样)作为国家规范性评价的一个独立维度。因此,西蒙斯将"证成性"与"正当性"作平行并置的概念区别并不恰当,其哲学无政府主义论题的意义十分有限,没有切入当代政治正当性研究的核心问题意识。

政治正当性与政治义务

2005年11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哲学日在中国"活动由吉林大学哲学学科在长春成功主办。这是一项将学者的专业学术工作与公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广泛参与融为一体的公共庆典性哲学活动。会议主题为"哲学与公共政策问题:中国经验与反思",下设四个分论题:1)公共政策与公共福利。2)公共领域与政治学视域。3)社会发展理论。4)文化政治。来自北京学术界的几位知名学者和吉林大学文科院系的部分教师就上述论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这些讨论的内容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学术的一个最新发展动向,即学术研究正在超出传统的学科界限而走向综合,其文本形态呈现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文本",其研究方法则表现为所谓"中层理论"的独特方法。本刊将分两期刊发与会学者的一些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及其启示: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

本文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考察了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这个思想范型以大法意识为根本基础,其内转趋向使道德精神成为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前提。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动向——人极意识中的理想人格与守制性则为政治权威提供了直接的正当性理据。这些观念层层转化,互相支持而又存在张力,构成了正当性论述的意义网络。上述模式代表的正当性观念在现代思想演变中仍然有其广泛影响力,特别是道德精神与人极意识的理据,为了解正当性论述的范式转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与启示。

自我理解的现代转变与政治正当性问题的缘起

政治正当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源自于一种特定的自我理解,一种"个体先于政治社会"的观念。这种自我理解并不是"自然的",而是在西方现代性转变中出现的一种特定观念,并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想象。通过探讨这种自我理解之形成的哲学基础与历史脉络,并以一种辩证的方式避免"决定论"和"偶在论"的简单化解释,就能既强调西方现代转变的文化与历史特殊性,又注重阐明这种转变的内在实践逻辑,由此澄清政治正当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渊源关系。

荀子的政治正当性理论——以权力来源为中心

有关荀子“政治正当性”的主张,已经有许多有益的探讨。站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政治正当性”所预认的观念前提在于民众的自我意志的自由和自决,舍此,则任何权力的“正当”或“不正当”皆无从谈起。正是从此前提出发,荀子在权力来源的问题上并不曾追问权力本身的正当性问题,而更多的是在意统治者统治权力在效果上的合理性问题。造成此结果的原因,一方面与荀子重德的理论相关,另一方面则与荀子对民众的看法紧密相连。

从政治正当性视角看儒家“民之父母”思想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

政治正当性要求为政治支配提供服从的内在理据,或对政治秩序提供合理的、道德上的证明。发轫于《诗》《书》中的"民之父母"观念反映了周初政治正当性判断的根据从外在天命向内在德性转化的特征。先秦儒家对"民之父母"观念的内涵进行了各有侧重的关注与追问,并提出了实现"民之父母"的具体的德性修养途径或责任意识。在当代社会,既应发扬"民之父母"观念对动机与责任双重关注的优势,也应对其进行相应的反思。

论政治正当性的重建难题——以阿尔都塞对卢梭的批评为视角

阿尔都塞在揭示了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现实主题、理论参照及其内部四重"错位"关系之后,批评卢梭所构造的理论秩序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其实,阿尔都塞忽视了卢梭超越霍布斯与洛克对政治合法性论证路径的理论努力,没有看到卢梭通过构造"公意"以突破普遍主义与自愿主义、个人与集体之间对立的可能意义。通过对阿尔都塞解读卢梭视角的再考察,不仅可以清理关于卢梭在政治思想史中的形象的纷争,而且还可以揭示"社会契约论"在现代政治正当性重建中的致思路径与内在困难,进而可能获得一个检视西方政治哲学问题结构的宏观视角。

人民同意:现代政治正当性的道德基石

与古代直接从上帝或者自然法那里寻求秩序的正当性理由不同 ,现代政治的正当性论证是由民主理论提供的。人民同意作为现代政治正当性的基石 ,是欧洲中世纪末期道德神性秩序观转变为世俗人性秩序观的产物。社会契约论的经典作家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从不同的自然状态的假设出发 ,对人民同意原则作出了系统论证。罗尔斯恢复并发展了这一传统界说。这种被称为“理论的虚拟验证”的论证方式 ,在哲学社会科学内在特性中获得了自己的“正当性”。

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历史建构——从政治哲学角度看《易经》

本文将《易经》看作是一部试图说明政治行为正当性问题的书籍 ,从政治正当性判准的历史建构视角 ,从政治的正当性基础 ,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正当性建构 ,政治共同体间的正当性建构 ,变化社会的政治正当性问题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重新阅读。

对黄宗羲政治正当性理论的伦理学分析

在明末清初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亡之际,黄宗羲提出了反映新型市民阶层要求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进步政治伦理主张。他以人性自私为其理论的思想基础,从"天下为主,君为客"、"为天下,非为君也"、"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等方面对政治的正当性进行了论证。

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正当性的意蕴解读与路径探析

从引出中国协商民主理论内涵入手,深入分析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正当性的来源性问题以及中国协商民主政治正当性在实践发展中所遇到的困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在中国如何完善协商民主的政治正当性给予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思考与分析。

现代性的出路:卢卡奇与施米特对政治正当性的求解

在经济理性思维主导的现代社会中,政治沦为技术,正当性失去其基本规范。因此,重建新的政治正当性成为挽救现代性危机的基本思路。在韦伯"政治抱负"的指引下,卢卡奇与施米特开始追问政治的真实意蕴,在吸纳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基础上,建构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正当性论证。施米特将消弭政治概念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视作批判对象,强调政治的生存性本质,决断敌友是其构建正当性的基础;而卢卡奇则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发展壮大,并从某种程度上回应了施米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实际上,当施米特将政治权威托付给启示真理的罗马天主教会时,就意味着他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他的主权决断论也只能是一种阶级对抗的激进化体现。重审卢卡奇与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及其相互之间的论争,是反思现代自由民主问题所不能回避的重要视域。

诉求自然责任可以证成政治正当性吗?

在证成政治正当性时,很多研究者直接诉诸由国家提供和保护的重要利益。我们可把这种思路称作"政治正当性的利益进路"。利益进路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它与人们极为珍视的个人自主性原则相悖。一些人因此放弃了利益进路,另一些人则试图在该进路的基础上引入新的证成性因素,以期这种结合能够确立政治正当性。学者们引入的新的证成因素是人们担负的自然责任。韦尔曼诉求的是济难救厄的自然责任,而布坎南利用的是正义的自然责任。引入自然责任的确可以节制个人的自主性,但却面临着多重问题,仍不足以为政治正当性打开通道。

政治正当性与默然的同意

按照同意理论,政治正当性只能基于人们对所在国家或政府的同意。可是,并没有多少人对自己的国家或政府给出过明确的同意。由此促使同意理论的支持者诉求默然的同意来证成政治正当性。但只有在给定明确的选择性状况,有合理完备的可选项,且没有遭到胁迫的情况下,人们的沉默或其他表现才能被解读为默然的同意。以这些条件为参照,很多事情都无法被合理地理解为默然同意,因而从默然同意的角度去证成政治正当性很难行得通。

从政治正当性能推出政治义务吗？

在政治正当性的相关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政治义务是否是政治正当性的逻辑关联项?有一种观点认为,政治正当性无关于政治义务,确立了政治正当性并不等于确立了政治义务;另一种观点认为,从政治正当性的确可以推出政治义务,但是它只能证成一种消极的政治义务。第一种观点错在没有认识到政治正当性与政治义务的逻辑关联,而第二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它未能提出充分的理由以说明为何政治正当性可以与消极的政治义务有关,但不能产生积极的政治义务。

政治正当性来源的转换——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

政治正当性即政治体系或在此体系中所做出的决策何以拥有权利要求民众的服从,一直是政治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古典社会契约理论的代表人物霍布斯、洛克等均主张同意理论,即政治正当性的来源存在于民众的同意之中。但是同意理论就制度设计而言,无论是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选举或其他增进参与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和表达同意,相对于其目的都是残缺的;同意作为政治自愿要求共识的形成,但这却与现代社会价值多元主义的事实相悖。因此,仅仅将同意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来源显然是不充分的。本文将通过讨论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理想话语环境、共识真理观,以及程序主义的话语民主理论论述来揭示哈贝马斯所主张的政治正当性由同意向民主赞同的转变。

儒家视野下政治正当性的三种进路

引言政治正当性是现代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如果我们以之为视角,来解读儒家有关'德'与'位'之间关系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的意义及其现代价值。从源头上讲,'德'与'位'都以'天'为超越的根据。政治上的'位'是'天'为人设置的;内在于人的'德'也是以天为价值源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