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沟通的“官员直播带货”的内涵与启示

本文将官员直播带货视为政治沟通的一种新形式,其与传统政治沟通从内涵到形式都有着显著差异。沟通平台由政务场景转变为公众开放平台,传播形态由“政治仪式”转化为“参与性的传播景观”,政治传播效果由抽象评价转化为直观的流量与购买的“数字绩效”。官员直播带货带给政治沟通带来深远的启示,主动进入公众平台、谋求更为多元、开放互动沟通过程应该成为政治沟通的可行路径。

我国网络政治沟通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学术界从内涵、影响、效果提升等方面对网络政治沟通进行了研究,深化和拓宽了政治沟通问题的研究空间,深化了对网络政治的研究,促进了我国政治实践的发展。国内学界要以加强网络政治沟通的本质内涵研究为契机,拓展研究视域,增强实践指向,构建中国特色网络政治沟通的话语结构和理论体系。

少数民族政治沟通分析

少数民族政治沟通就是构成少数民族政治关系的各个主体之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和传输，它由沟通者、接受者、政治信息、沟通通道、信息反馈等环节构成。少数民族与政治体系之间的沟通、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少数民族内部的沟通等是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沟通形式。但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目前的少数民族政治沟通还不健全，作用并未得到应有的发挥。因此，如何健全和完善少数民族政治沟通并有效地发挥其作用，还是一亟待解决的问题。

网络政治沟通及其对公共政策制定的作用和挑战

网络政治沟通凭借双向互动式的互联网这一传播媒介,在技术层面和沟通理念上极大改变着政治沟通主体、客体和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网络政治沟通是传统政治沟通的有效补充,二者缺一不可,一起影响并贯穿作用于公共政策的全过程,同时也对政府决策的制定和优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完善传统政治沟通的同时,必须加强网络政治沟通的机制功能建设。

试论网络时代中国的政治沟通

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政治参与方式重构了以前的政治沟通模式。网络政治沟通开启了现代政府公共治理的新局面,世界各国政府开始重视网络政治沟通的价值。中国政府既重视网络政治沟通的功效,同时也没有摒弃传统政治沟通模式,而是将两者融合并发展,科学积极地加以引导,从而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网络问政”研究——基于政治沟通理论的实证分析

"网络问政"在中国经历了准备、起步、发展、稳步推进四个阶段。它具有监督公共权力、促使决策科学化、推动民主进程、维护社会稳定、构建服务型政府等功能。从目前来看,"网络问政"存在着如覆盖群体有限、制度化不足和主体能力不适应要求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加强制度化建设两方面来完善"网络问政"。

政治交往：一种政治沟通的新分析路径

政治沟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它业已形成"政治沟通分析"和"政治传播分析"两种分析路径。这两种分析路径尽管围绕着各自主题展开了富有成果的研究,但都忽视了政治沟通作为政治交往的涵义。从政治交往上理解的政治沟通,实质上是政府与公众通过基于公共性和相互理解的对话协商,达成对公共事务的一种行动性共识,以促进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的实现。这种理解或可开辟一种不同于两种传统分析路径的新路径。

论协商民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沟通机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建构和完善民主的政治沟通机制。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政治沟通的过程,是协商民主的发展过程。政治生活中,协商民主成为民主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也是政治沟通的有效形式。协商民主的特征和功能表明,它能够充分发挥政治沟通的作用,有效维护权利、达成共识、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协商民主,使整个社会在管理、调节和控制方面更有组织,更加和谐,显然是构建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为此,需要从培育社会资本,激发公共理性,加强制度建设,坚持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共进发展等四个根本路径着力。

政治沟通:价值、模式及其效度

作为政治生活和政治管理的生命线,政治沟通赋予政治过程以结构、意义和情报的流动,以秩序性治理为终极价值关怀。现代国家的构建呼唤政治沟通的有效实现,呼唤构建合乎实践的政治沟通模式。通过阐释和评价拉斯韦尔的"五W沟通模式"、申农-韦弗的"线性模式"、奥斯古德-施拉姆的"循环模式"、丹斯的"螺旋形模式"以及纽曼的"沉默的螺旋模式"等政治沟通模式,对沟通效度的测量作矩阵分析,希冀推动政治沟通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试论社会政治沟通的话语分析路径

传统的社会政治沟通研究和管理主要采用两种分析路径,即"信息传输"分析路径和"观念传播"分析路径。这两种分析路径由于具有单一性、独白性,又缺乏互动性与公共性,因而在面临转型期复杂多样和追求民主公正的社会政治沟通时,已经失去合理性和有效性。一种可供选择的合理而有效的分析路径是话语交流分析路径。这种分析路径关心的是公众需要的言说和表达,关注的是平等对话、协商与达成共识,从而凸显了社会政治沟通的公众性质、公共价值和民主价值。在网络已成为政府与公众社会政治沟通重要方式的背景下,话语交流路径下的网络社会政治沟通分析将关涉政府话语角色的转变、公众话语权的扩展、公共话语场的形成与运作以及话语协商民主的发展。

政治沟通:社会转型期政治合法性资源重构的重要视角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体系赖以存在并维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政治沟通是当代政治体系合法性资源重构的一个重要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沟通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通过推进政治沟通的制度建设,拓宽沟通通道,畅通沟通信息,增加政治沟通的文化内涵,可完善当代中国的政治沟通。

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的机制、功能与价值

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主导力量,它影响着整个政治沟通的内容、流向和范围。中国共产党政治沟通具有独特的机制、功能与价值。政治沟通机制主要由党内沟通机制、党政沟通机制、党际沟通机制与党群沟通机制构成;政治沟通功能主要体现为促进科学决策、塑造政党形象、实现社会整合和维护政治稳定;政治沟通内在价值集中表现为民主价值、和谐价值与发展价值。

网络政治沟通及其效能提升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网络政治沟通拓展了民意表达的场所,提高了政务公开的水平,创新了政治互动的方式,为群众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途径,改变了政府的执政形象。但是,网络政治沟通也面临一些问题:政府官员和普通网民的沟通意愿和能力存在一定差距,网民在网络空间进行政治沟通的理性程度还比较薄弱,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因此,应该提升各级领导干部运用网络进行政治沟通的水平,加强培育网民在政治沟通中的理性,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从而提升网络政治沟通的效能。

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

政治传播的英文是＂political communication＂,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有三个词,首先翻译为＂政治沟通＂,第二个翻译为＂政治交往＂,还有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政治传播＂。如今＂政治传播＂成为热门话题。在政治学中,它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大众传播学意义上的政治沟通,也就是本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政治信息的传播、民意的形成、舆论的导向、政治态度的变迁等等;另外一个就是信息论和控制论意义上的政治沟通，它主要讲的是，把国家当成一个政治系统，在这个政治系统里面政治信息是怎么流通的。

作为政治沟通方式的百姓宣讲:运作逻辑及其功能

百姓宣讲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进行政治沟通的重要方式,是当代中国政治运行中的基础性环节之一。百姓宣讲紧紧围绕“百姓”运作,是群众路线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重要实践。百姓宣讲主要由群众代表中国共产党来宣讲,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及其实践为宣讲主题,以百姓的故事为主要宣讲内容。百姓宣讲根据群众的沟通逻辑调适其话语体系和叙事结构,通过政治信息在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上下来去”实现有效沟通,传递和反馈政治信息、赢得群众的政治支持和政治认同并构建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政治沟通的制度调适——基于“澎湃新闻”“上海发布”“上海网信办”的考量

新媒体改写中国传播格局,为应对政治传播失灵,中国政治沟通体系在多个维度展开制度调适。本文重点考量了"澎湃新闻""上海发布"以及"上海网信办"所展示的政治沟通体系制度调适的"上海经验"。研究发现,以"澎湃新闻"为代表的"党媒"在"媒体融合"战略指导下完成新媒体转型,在传播形态、话语模式等方面进行传播调适,创造出政府与公众间新型政治沟通关系;以"上海发布"为代表的政务微信,展示了政府机构直接接入社交媒体的创新尝试,形成公共服务的媒体矩阵,重新配置政治时间与工作模式,推进了可沟通政府的建构;以"上海网信办"为代表的互联网治理机构的制度创新,对原有政府组织协作关系进行重组,推进新型治理逻辑的调适。以上实践展示新传播格局下政治沟通体系的制度调适,有效回应了公众关心,增进了政治认同,以及政权合法性。

文件制度：政治沟通的过程与功能

文件制度是当代中国政治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对于更好地理解政治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作为政治沟通的一个基本通道,文件制度不仅传递信息、发布行政指令,它还具有政治统治、政治转换与政治执行的功能。本文从文件制度的基本特质入手,在对文件形成的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重点探讨文件制度的沟通功能及其沟通偏差问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政治过程的独特性。

政治沟通与公民参与:转型期中国政府公信力提升的基本途径

政府公信力建设是转型期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呼唤,更是当代政府改革模式变革的必然选择。深化政府公信力的理论研究,推进政府公信力建设的践行步伐,对于转型期巩固和提高党和政府执政能力,营造和提升和谐官民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现实意义。面对转型期中国政府公信力的现实挑战,必须尊重时代特征和要求,以现实国情为基本依据,以政治沟通为主要渠道,以公民参与为有效手段,理性选择适应于中国政府公信力建设和提升的基本途径。

政治沟通理论及其研究概述

政治沟通现象由来已久,但对于政治沟通的学术研究却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才出现和兴起。政治沟通理论的研究发展经历了"一元—二元—一元"的过程。目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政治沟通理论是由卡尔.多伊奇创立发展起来的。实际上,这个发展路径限制了政治沟通理论的发展,现有的"一元"政治沟通理论是难以满足中国政治沟通研究需求的。对已有的政治沟通理论进行梳理概述有利于日后对中国政治沟通的相关研究。

论网络空间的政治沟通

良好的政治沟通不能仅仅是信息的单向度流动,而应该是主客体之间在信息传递基础上的协调对话,通过良性互动,形成有关公共事务的共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问政"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执政方式,网络空间政治沟通的意义也就更为重大。网络是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网络并不是理想的公共领域范型,其公共性具有一定的限度。这就使得网络政治沟通有着极大的两面性。当前我们必须从建立健全网络民意收集、回应机制,加强网络法律监管,净化网络道德,培育公共理性,缩小"信息鸿沟"的宽度等方面,来提升网络空间政治沟通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