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的“中国事件”:梁启超与“理想派”

一般认为1902年梁启超引入“理想派”概念并非现代浪漫主义的开端,但是比照西方早期浪漫派理论及其实践,结合“理想小说”的细读可见,在哲学理念、内在精神与文学表现上中西存在诸多契合。他们同样作为“政治浪漫派”,遵从类似的保守意识形态和革命原则,使“人类”与“历史”扮演了浪漫派的两大造物主,其主体的生成往往借助内心的力量并勇于承担世界创造者的角色,展开为一场民族重生的复兴运动。作为浪漫主义的“中国事件”,“理想派”试图使小说家充当时代的立法者,在立国政治的革命与更化中实现道德主体的重建,进而重塑宇宙力量与人生精神,这理应构成中国本土浪漫话语和现代作家“浪漫一代”的重要精神源流。

政治的浪漫派与哲学的实践批判本性

施米特著《政治的浪漫派》一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政治的浪漫派”，第二部分是“当今议会制的思想史状况”。这本著作对于了解18、19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该书以政治的浪漫派为核心，深刻分析了法国、德国在法国大革命这一欧洲重大历史时代当中，浪漫派所坚持的基本立场。施米特对政治的浪漫派的分析，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批判本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

这是卢卡奇于1928年为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而写的书评。卢卡奇认同施米特对浪漫主义机缘论的批判,赞许了他对浪漫主义的主观主义与去政治化的论述。不过,他认为,施米特并未提出一种对浪漫主义的现实的、历史性的解释,没有正确地把握疑难。鉴于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等著作中提到卢卡奇,以及两人复杂的思想关系,本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浪漫派与审美主义——施米特的《政治的浪漫派》

本文旨在评述 2 0世纪德国重要思想家施米特的早期著作《政治的浪漫派》 ,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透视近代审美主义的动力因素、实质内涵、以及这种审美主义与浪漫派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