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基本人性假设的再探讨——论“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

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应构成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本文在与"经济人"的比较中,挖掘与建构"政治理性人"的人性假设。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

“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政治学基本人性假设的新思路

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应构成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论题在与"经济人"的比较中,挖掘与建构"政治理性人"的人性假设。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

理性与暗示:政治及其伦理属性——基于迈克尔·奥克肖特的思想视角

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活动都呈现出日渐政治化的趋势,这使得对政治有限性的重申迫在眉睫。政治因理性主义的强势入侵与传统观念的日渐萎靡而逐渐成为人类活动中的主旋律。作为辨识与生成技术知识的核心思维模式,理性由于其“内在性”特征被有意性掩饰或无视,逐渐跃居整体性思维模式之上,并获得了无限化、绝对化的权威性。理性主义就此诞生并最先在政治领域形成理性主义政治观,并对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产生破坏性作用。与之相反,非政治的政治观以传统为政治的现实依托,以暗示为政治的活动目的,以有限性为政治的价值核心。揭示有限性是奥克肖特政治观中最核心的伦理属性,有利于展开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奠定非政治的政治观的伦理价值基石。

从技术理性到政治理性:政策分析的方法论转向

政策分析关注的是现实具体的政策问题,因而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与否对能否有效地解决政策问题至关重要。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着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之争,西方政策分析经历了从技术理性到政治理性的方法论转向。这一方法论转向并不意味着政治理性已然完全否定甚至替代了技术理性。事实上,作为政策分析的两种方法论维度,技术理性关注的是公共政策的技术属性,政治理性关注的是公共政策的政治属性,它们共同构成了政策分析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它们的辩证综合也体现了公共政策科学性与民主性的统一。

政府绩效管理研究:回归政治与技术双重理性本义

政府绩效管理是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的统一体,但目前我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存在明显的重技术理性而轻政治理性的倾向,主要表现在:追求作为一种管理技术系统的自洽性,热衷于以技术手段设计和开发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以技术理性代替政治理性探讨政府绩效管理机制,沉湎于对技术的精细化追求。今后,政府绩效管理研究领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强化政治理性研究取向,实现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有机结合;跳出技术理性主导下研究视角的短视陷阱,立足于探讨政府绩效管理的学科"大问题";致力于本土关照,探索融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于一体的中国特色的政府绩效管理机制;从政府再造的系统角度探讨政府绩效管理的关联问题,促进政府治理模式转型。

论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和谐

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产生于不同的交往方式,因而相互区别,同时也相互联系。不同的理性之间会产生冲突。不同交往共同体的主导理性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导致理性间的越界与脱节。使三种理性保持和谐的关键是理性的限界和接轨,它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司法政策中的政治理性——以新拆迁条例中“司法强拆”为例的探讨

审视司法政策的理论蕴涵,需要我们首先将司法"陌生化",这就是要求发展出某种概念范畴或某种思维视角来更一般地表述和表达司法现实当中存在的规则。以新拆迁条例为例,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司法强拆"中的政治理性,其目的是为了支撑我们的政治传统的价值,其功能是为了创造、改变和维持司法政策的可能边界,而其方法问题则是如何妥当地解决"互惠"的权益问题而非合法的"强制"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当下中国社会的司法政策问题、基本的法律与政治关系问题,不是有待完成的事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观念的展现与象征。

政治理性与政治学

政治理性的本质特征是 :在形态上 ,它是系统解释世界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 ;在性质上 ,它是以认定阶级利益、国家利益等集体利益为特征的集体理性 ;在功能上 ,它是价值理性、理论理性、形而上理性、实践理性、工具理性等多种理性功能的辩证统一。要在政治行为分析基础上分析政治问题 ,就必须对政治理性的价值性质做出判断。就是说 ,政治学不仅需要建立政治理性理论──意识形态理论 ,还需要建立一种价值理论 ,一种能够为其价值判断提供价值标准的价值理论。

走向理性政治：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诉求

政治是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政治体制作为一定社会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总和,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理性政治应该成为考察一定政治体制的重要视角。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推进逐渐进入科学化、法治化轨道,但从政治哲学视野,仍存在诸多值得反思之处。政治体制的核心内容是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要克服传统政治体制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这个"总病根",必须以理性政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理性建构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新模式。

政治理性与政治神话

政治学诸多重大课题的探究,归究起来实际上都是对人的认识问题。如怎样看待人的本性;如何估计人类对社会政治事务的认知程度和理智水平。前者是有名的性善性恶之争,后者便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认识。政治哲学对人类理性有过反复研究,对待政治理性的不同态度,推演出截然不同的政治观,也酿造了迥异的政治悲喜剧。 一、政治领域中的理性与神话 理性是一个被反复研究的哲学概念,“由于人类具有以推理和行为实现有目的的结果的能力,理性因而被归于人类”,①那么可以推论,政治理性就是人类在政治生活中以推理和行为实现一定目的的能力。政治理性意味着人们在处理政治、社会事务时。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指向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本身。价值理性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人的主体性为中心,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完成对客体精神质量的批判和建构,从而真正体现人的本质。它的内在规定性由四个方面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一种目的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是一种批判理性;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是一种建构理性。这种内在规定性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这是因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个人或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存在着差异、矛盾和对立,导致了价值目标的差异。这种针对价值目标差异而产生的冲突就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性的发展。

卜辞“帝”观念的转变与商末政治理性的进步

从时代性上考察殷墟卜辞,可以发现作为天神的"帝"类卜辞主要出现于卜辞时代早期,后期则锐减,"帝"不是商代的至上神。而与此同时,有关宗庙建筑的"宗"类卜辞则渐增。上述现象与晚商以来天神"帝"崇拜的日渐消亡和对祖先神开始称"帝"相吻合,宗教观念上的"帝祖合一"则使祖先神地位上升,祖先祭祀的增加又促使晚商的祭祀制度发生变革,周祭制度产生并获得发展。借助于周祭,商王实现了对宗族和社会秩序的整合,并通过主导天命神示的话语权加强了王权的神圣,重申了商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晚商王权获得空前加强,逐渐构建了以商王为中心的新型人神关系。伴随周祭的发展和"王道"政治秩序的形成,商王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加强,人神关系中"人"的主体意识日渐觉醒,宗教祭祀成为商王有目的的宣扬政治信仰的手段,商末政治理性获得进步。

论全球化时代青年政治理性的培育

政治理性不但是一种精神现象,还是一种认知和行事方式。在全球化时代,对于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青年来说,是否具备政治理性,是关乎自身的发展、国家的安定团结、国际声誉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实现的重要因素。为此,政治理性的培育已成为当前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政治理性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公共政策中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是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然而,人类政策活动的结果却离人越来越远。在中国,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失衡也日益显现,根源就在于政治理性主义造成我们在发展观与政绩观上对人的问题的偏离。重提"以人为本",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与人的关系,最终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共享发展:从政治理性到政府治理

共享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正义和分配正义的特殊蕴涵,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当代建设事业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性。不仅如此,共享发展理念正通过顶层设计与系列制度安排转化成为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实践理性与行动遵循,具有很强的导向意义。从政府治理角度看,共享发展理念有着增进全体人民的"获得感"、降低社会矛盾的"烈度"和形成居民储蓄的"释出"效应的诉求,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把民生福祉作为基点来推进共享发展的实现。

楚庄王的霸业与楚国的出路——楚民族政治理性与民族个性精神的双重提升

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之一 ,对其以蛮夷率诸侯的政治地位 ,后世儒者有着“微言”与“大义”的二难评价。如果我们将楚庄王的霸业置入春秋战国时楚民族的自身发展的历程中加以考察 ,便会发现楚庄王的霸业是楚民族政治理性与民族个性精神在春秋时的最高体现 ;楚庄王的霸业也预示了庄王之后的楚国发展必将面临着一个楚民族精神提升或曰转型的艰难课题。

21世纪初我国高职教育政策范式变迁——从技术理性到政治理性

从技术理性到政治理性是21世纪初我国高职教育政策范式变迁的主要轨迹。我国高职教育政策从跨越阶段的技术理性大行其道,到转型阶段的技术理性向政治理性过渡,直至提升阶段的政治理性主导,无不显示出这种政策变迁趋势。加大政治理性要素是未来我国高职教育政策制定的关键。

政治理性与国家认同生成的逻辑分析及启示——以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成为例

政治理性预示着主动、秩序和治理能力,以便能处理好政治共同体的诸多事务。政治理性有助于国民对政府信任的形成,这种信任可以转化为政治认同。新加坡的国家意识建立在政治认同之上,政治理性成为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文章在梳理政治理性、政治认同和国家意识三者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阐述了政治理性对新加坡国家意识形成的作用,比如人性化的制度设计、没有特权、政府公开透明、政策执行借助策略和技巧和政府善治等;认为新加坡满足个人和集体利益需求所秉持的理念和智慧,为那些因为族群认同而烦恼的多族群国家建构提供了借鉴意义。

中国党政干部分类管理制度改革的理性-政治逻辑

建国伊始至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干部人事制度基本体现了政治控制逻辑;之后开始了寻求理性化、科学化的过程,然而体现理性化逻辑的改革一旦弱化了政治控制,或者说如果无法建立相应的政治控制机制则往往处于停滞状态。循着这一逻辑,党政干部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之所以历经近30年难以取得重大进展,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执政党一直未能寻找到相应的政治控制机制——中观层面主要指分设政务类和业务类公务员后如何实现党对业务类公务员的有效管理和控制;微观层面主要指如何协调职位分类制度下形成的高度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行为逻辑与科层原则之间的冲突。

政治及其本质的道德追问——古希腊城邦的自然主义政治理性

古希腊人对问题刨根究底追问的学术精神,也体现在政治及其本质的研究中。在柏拉图揭示了"城邦政治"的本真意义:以整体善为价值理性的正义的"公共生活方式"后,城邦政治研究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政治动物"的命题,其包含着政治生活何以可能的深刻追问。他把在城邦里生活的人、政治社团,通行的道德习俗和奴隶制度都看作自然演化的产物,而把"正义"、"至善"等当作"和自然相一致的生活"法则,构建了城邦自然主义政治理性,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