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审美共通感”、中国古代的“感应”与政治的美学化

如若要给康德美学的核心概念“审美共通感”寻找一个中国式的对应概念,那么,它就是中国哲学里的“感应”了。虽然“感应”与“审美共通感”同样具有“感受的可交流性”的属性,但“感应”却作为一种人、我、物三位一体的此感彼应、感而遂通,以其亦心亦物、亦人亦天的性质,比起康德的那种不无唯心化的审美共通感,代表了一种更为深刻也更为健全的感受到的可交流性。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意味着唯有中国的“感应美”而非康德共通感美才为我们真正指向了美之所以为美的指归,而且还意味着,也唯有中国的“感应美”而非康德共通感美才能使我们走出纯粹心灵交往的狭隘天地,跻身于现实的社会交往的广阔领域,从而使所谓“政治美学化”这一美好的社会愿景不再是痴人的呓语,而如同中国早期的“乐感政治”那样兑现为切实可行的人间真理。

论朗西埃对布尔迪厄的批评——战后法国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学科政治及审美之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朗西埃在审美感知、反美学及判断力的教育问题上多次批评布尔迪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美学理论形态。从写作上看,批评布尔迪厄是他思考“政治的美学化”的一个必要环节。这种必要性表现在:一是布尔迪厄的“区隔”对朗西埃的“美学异托邦”的潜在损害;二是布尔迪厄所认为的工人阶级因为失去“闲暇”而陷入无知与受压迫的循环的观点,与朗西埃所预设的人人皆有判断力、人人皆可解放自己的政治主体构想相悖。某种意义上,这种美学立场的分歧,其实是战后法国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学科政治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