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限度与政治的自然状态——试论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的政教之争

从11世纪中叶至14世纪初,政教之争在欧洲政治事务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的争执及贝克特的殉道是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政教之争并非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矛盾,倒是意味着将所有具体问题抽象为原理间的对抗,它并不意味着俗界权贵与教界权贵的两分,而是要求各界、各地权贵普遍分裂。既在原理的旗帜下集结,又按各自的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划分敌我,灵巧地在阵营间转变,动用制度内外的一切手腕重新分配权势。在这个意义上,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之间的争执,并非为后世自由宪政开启一扇门户,相反,正是由于建立起一套足够强韧的制度以容受各类争执,民族国家才超越过去诸多政制,克服政教之争等政治自然状态的反复发作,成为欧洲近代政制的首要形式。

自然的政治与政治的自然——基于自然概念之语义和尺度审视中西政治精神

全球化时代,中华文明要在继承中有所创新与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知己知彼。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中西制度文明上的差异,更应认识到这种差异所映射出的中西文化精神本质上的差异。儒、道、释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分支,深刻影响着当今人们的生活世界。道家与儒家文化的核心相通处,是对自然观念的重视。与此相应,在政治哲学上,两家学说都强调"自然的政治",即在人性界定上总是自然性优先于政治性。自然性既意味着人的本能性,也意味着人的道德本能:道德的自然性。人的政治性界定不可优先于此。因为这种认识态度的影响,就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有了鲜明的差异性。佛教文化带有反自然性的特征,就中国文化而言,佛教文化的发展总与自然性问题的批判密切相关。就政治哲学的层面来说,佛教因为对实体性观念的消解,进而也难与西方政治哲学主流思路达成共鸣。相比之下,"政治的自然"作为西方政治哲学的特色,强调人之社会性动物的本质,则恰是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主流论调。

伊斯墨涅的面纱之后

索福克勒斯忒拜剧中的伊斯墨涅往往被看作是自私、怯懦和卑微的女性。这种观审只是停留于伊斯墨涅的面纱。实际上,由于家族的伦理罪孽,伊斯墨涅对于政治伦理的自然秩序、家族"共同的爱"和正义都持有一种饶有意味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