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限度与政治的自然状态——试论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的政教之争

从11世纪中叶至14世纪初,政教之争在欧洲政治事务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的争执及贝克特的殉道是其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政教之争并非世俗与神圣之间的矛盾,倒是意味着将所有具体问题抽象为原理间的对抗,它并不意味着俗界权贵与教界权贵的两分,而是要求各界、各地权贵普遍分裂。既在原理的旗帜下集结,又按各自的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划分敌我,灵巧地在阵营间转变,动用制度内外的一切手腕重新分配权势。在这个意义上,亨利二世与托马斯·贝克特之间的争执,并非为后世自由宪政开启一扇门户,相反,正是由于建立起一套足够强韧的制度以容受各类争执,民族国家才超越过去诸多政制,克服政教之争等政治自然状态的反复发作,成为欧洲近代政制的首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