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研究(上)——一种论纲

一方面,当下中国社会盛行着内涵源自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正义概念,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内涵源自于西方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深刻触及当下中国现存的政治秩序,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内涵源自于中国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国际领域国家间的事务活动,然而,当这样做时,我们会面临一种外交困境,而该外交困境源自罗尔斯以公平正义观为内核之万民法思想对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之普适性的辩护,即对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之正当性的维护。基于这两方面的国内和国际现实问题意识,我们借助罗尔斯政治秩序观分析框架,对罗尔斯的政治秩序观(包括他的国内政治秩序观和国际政治秩序观)进行了型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的文化基础是源自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罗尔斯政治秩序观所赖以为基的政治理想图景是源自于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理想社会生活。这样一种学术努力表明,我们所关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这理应受到全体中国人应有的重视。

选立正长、尚同一义:墨子政治秩序观论析

政治秩序的重建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墨家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墨子对政治秩序问题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墨子设想了一个一人一义、各是其义并可能导致社会混乱无序、崩溃解体的自然状态,并以之作为政治秩序的起点。进而,由社会摆脱无序建立秩序的需求出发,论证了一个以天子为核心的庞大、复杂的国家体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最后,设计了一条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由下到上逐级尚同一义,以统一人们的思想、行动进而形成和维护政治秩序的路径。

德治秩序与法治秩序——中西政治秩序观比较研究

中西政治文化是两大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 ,它们对政治秩序的理解有极大的差异。以儒家政治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以德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 ,西方政治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的政治秩序思想。本文从地理环境、思想渊源、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构建秩序的观念和方式等五个方面对中西政治秩序思想进行了比较 。

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研究(下)——一种论纲

一方面,当下中国社会盛行着内涵源自于罗尔斯公平正义观的正义概念,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用内涵源自于西方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可能会深刻触及当下中国现存的政治秩序,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代表中国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用内涵源自于中国文化体的正义概念来审视(甚或处理)国际领域国家间的事务活动,然而,当这样做时,我们会面临一种外交困境,而该外交困境源自罗尔斯以公平正义观为内核之万民法思想对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之普适性的辩护,即对现代国际政治秩序之正当性的维护。基于这两方面的国内和国际现实问题意识,我们借助罗尔斯政治秩序观分析框架,对罗尔斯的政治秩序观(包括他的国内政治秩序观和国际政治秩序观)进行了型构,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罗尔斯政治秩序观的文化基础是源自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罗尔斯政治秩序观所赖以为基的政治理想图景是源自于基督教经典——《圣经》中的理想社会生活。这样一种学术努力表明,我们所关注的这两方面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这理应受到全体中国人应有的重视。

森林之喻:“看不见的手”的政治阐释——略论康德的自然政治秩序观及其当代意义

“森林之喻”表述了康德的自然政治秩序观 ,其寓意与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天才比喻异曲同工。这种自然政治秩序的本质特征是“宪政”框架下的法治秩序 ,实现这种秩序的主要方式是理性“启蒙”。由于“森林之喻”构成了“看不见的手”运行的最基本的制度环境 ,因此 。

民众政治秩序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C省居民的抽样调查

文章运用政治社会化理论,解释影响民众政治秩序观的主要因素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在"经济—社会地位"模型中,个人经济地位与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形塑民众自由、开放的政治秩序观,而生活满意度则使民众对政治秩序的价值取向趋于保守。在"政治境遇与实践"模型中,政治身份和地位使民众的政治秩序观趋于封闭、保守;维权抗争经历对民众的价值支持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更值得重视的是,民众的政治秩序观在很大程度上受"闹事逻辑"的影响,认同"闹事逻辑"的民众在价值认知上较保守,但其价值支持却更自由、开放。进一步的心理机制分析显示,民众秩序观的价值支持不仅受价值认知的驱动,还受家长权威意识尤其是"闹事逻辑"等心理动因的影响。

江泽民法律秩序观简论

江泽民法律秩序观与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一脉相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法律秩序观主要包括政治秩序观、经济秩序观、文化秩序观和社会秩序观四个方面。其中,政治秩序观以民主为基石,是江泽民民主政治思想的精髓;经济秩序观以法治为核心,体现着江泽民“依法治国”的方略;文化秩序观以先进性为特征,彰显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秩序观是以和谐为目标,蕴含着江泽民“和谐社会”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