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政治秩序论的逻辑透视及其对现实的启示

社会转型、政治稳定与政治制度化构成了亨廷顿政治秩序论的基本要素,而三者内在的关系则构成了亨廷顿政治秩序论基本的逻辑架构。若撇开意识形态的色彩,亨廷顿政治秩序论可以为中国社会稳定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示:充分认识"社会稳定"是当前中国社会重要的价值目标与条件,建构科学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提升政治吸纳能力,提升政治认同感。

政治冲突、政治整合与政治秩序论纲

政治秩序、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互动体系,他们之间构成一个“冲突—整合—有序—再冲突”的螺旋发展过程,其中政治冲突是问题,政治整合是手段,政治秩序则是前提和目的。厘清三者关系,对维系与发展现有的政治秩序是大有益处的。

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哲学视野——兼论福山的“政治秩序论”和法曼的“脆弱性理论”

超越"自治神话"的国家治理,求解的是围绕"国家变量"(其参数主要依托政府、社会和资本等力量的比照关系)而延展的一系列政治社会学问题,其核心就是国家权力与有效治理的深生态阈乃至强关系问题。福山的"政治秩序论"和法曼的"脆弱性理论"都间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出场进行了域外论证,而改革开放近四十年"倒逼"的诸多"新问题"和大国担当该有的责任意识,使得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走向前台。既然国家治理是一个结构性和调适性的"家族相似"概念,那么,其现代化的实现就注定要经由一系列具体领域的要素联动并共频发酵。

刍议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

政治秩序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依据基本的法律规章制度和达成的政治共识来展开政治事件活动的一种状态。亨廷顿从社会转型、政治稳定、政治制度化这三个方面对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做了详细的阐释,这对于我国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建设权威性、服务型的政府,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何谓“公民复兴运动中的最后一幕”?——论波考克的公民共和主义与美国政治秩序的关系

本文讨论了波考克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对美国革命的看法及其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关系。结合阐释这一概念所需的思想史框架,指出波考克将美国革命称为“公民复兴运动的最后一幕”的原因;并且,通过对比波考克和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解释,文章呈现了波考克意义上的共和主义如何落实为一套秩序形式,以及这种秩序与美国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文章对波考克的写作“语境”进行了反思,提示在生存论的意义上理解“共和”概念,从不断生成社会运动的角度判断政治秩序的成立,可能是波考克构建思想史和判断具体问题的条件。

浅论《诗经·周南》中的政治秩序与性情教化

《周南》历来被儒家学者视为“正风”,这些诗歌通过生动的描绘和富有哲理的诗句,引导人们修身齐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突出体现了《诗经》的诗教作用。基于此,本文对《诗经·周南》篇进行解读,并分析这些诗歌是如何通过诗意的表达传达出政治秩序的观念以及性情教化的内涵。

GPT技术下的深度媒介化、知识秩序与政治秩序

大模型出现之前的媒介化,更多是一种表面媒介化。以GPT为代表的大模型技术,会产生一种内在的赋权效应,从而可能会推动一种内在媒介化。然而,这种内在媒介化同样蕴含了新的风险。人类的知识生产是一种慢速生产,而以大模型为中心的知识生产却会打破这种慢速节奏,并可能会导致两种形式的深度混淆,一是正确与错误的混淆,二是高质量和低质量的混淆。在知识泡沫和深度混淆的双重影响之下,真正的后真相时代可能会来临,这就会出现一种真实的“自我举证困难”。知识秩序和政治秩序处在某种异形同构的关系之中。以GPT技术为代表的通用大模型对传统政治秩序的冲击会体现为两种困境:一种是“必须监管,但又不能监管”的约束困境,另一种则是与“政治秩序需要高度确定性”完全相反的不确定性困境。以GPT技术为代表的大模型,可能会形成某种知识大一统格局,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知识中产的意义。在知识帝国主义的背景之下,民族国家需要成为抵御这种知识侵略的重要力量。

构建数字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当今世界在信息技术革命驱动下进入了数字化的新时代,国际体系内力量分布深刻调整,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传统大国与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深度嵌套的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中,既复合相互依存,又激烈竞争,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在行为体层面最为显著的趋势。“公平”、“包容”与“可持续”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在指导价值和目标追求层面最为显著的特点。维系深度嵌套的生产方式,管控“地缘政治”回归引发的“政治—安全”危机,以务实且有弹性的方式推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面临的艰巨任务。传统大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展开价值与路径的激烈竞争,鉴于国际体系的复杂性,不同的路径和价值的竞争,注定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进程。

缘水而起:一个彝族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的互动关系研究

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来说,水也是研究基层村社政治秩序变迁的一项重要维度。文章以子君村这一彝族村社作为个案研究对象,从治水视角切入,通过分析子君人治水格局的变化,探讨并呈现其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从初创直至最终衰落转型的互动关系以及历史性变迁。在农业社会中,水是构成村社政治秩序的关键性要素,亦是推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基于原有治水秩序所衍生的村社秩序也在随之发生改变。

性恶论与政治秩序——对荀子人性论的分析与重释

荀子的人性论以主张性恶著称。但这种性恶论是否真的如其所称的那样完全真实?其逻辑是否自洽?从荀子的诸多论述验之以人的知、情、欲三个部分,却明显透露出并非如此。对人性既然可以“化性起为”,就要有化的动力和根据。这些根据和动力也正是荀子承认的人普遍具有的道德辨知和同情的能力。这些能力在人性中可视作善端而存在。被荀子视为性恶的欲望,主要指过度和不加节制的欲望,而非一般的生欲。那么,荀子为什么还要极力主张一种性恶论呢?这与他对一般政治秩序的捍卫紧密相关。这种对“明分使群”的捍卫正是荀子对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贡献。但在特殊政治秩序方面,它和西方近代以来对人性估计不高的政治理论的主要趋势还是迥异的。

武周末年之政治秩序与朝臣活动探微

武后晚年亟欲构建李、武双方平衡共存的政治秩序。细绎正史书写的微妙差异,再结合相关史事,可明晰李重润之死实因违背了武后“李武共存”的意愿。经此事件,武后对李唐旧臣的态度由温和安抚转为猜疑防范。保证嗣君为李姓,最终回归至李氏为天子的政治传统是唐臣对武氏认同的界限所在。王同皎墓志与传统史书似乎都表明唐臣的“匡复之计”是早有酝酿的,从“匡复之志”的理想到“匡复之计”的实践,唐臣的政治理想愈发明朗。臣子之“常道”是李唐旧臣所奉行的圭臬,他们竭力地践行其维护李唐皇嗣、延续唐祚的政治责任。以此言之,李唐旧臣对其人臣责任与政治理想的实践可视为神龙政变之另一面相。

文本、礼仪与政治秩序:宋代遗诏的政治文化史研究

宋代遗诏属仪式化文本,有其固定的结构,一般可划分为三部分内容:一是对功业、生死的个性化表述,多由翰林学士起草;二是皇位继承人和太后等身份的安排,往往是争议的焦点,太后、嗣皇帝和宰执各有其立场,一般是妥协的结果;三是办理皇帝丧葬礼的指导性原则,虽多因袭以前文字,但并非可有可无。大行皇帝遗诏是嗣皇帝即位礼和先皇丧葬礼中必不可少的文本,从寝殿小范围即位,经过朝堂宣读,并通过驿递和登极赦几乎同时传送至地方,先皇去世和今上即位的信息通过它呈波纹状传播,而臣僚通过上慰表、贺表,完成政治秩序上的再确认;朝廷同时派遣使臣分路告谕抚慰,并告哀辽金,从而实现政治秩序上的平稳过渡。遗诏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是皇位继承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但不限于此,只有将其放在特定的礼仪场景下考察,才更易把握它的意义,而从遗诏阙失角度更能凸显它在帝后丧葬礼中的关键性作用。

天道与礼乐:论汉代经学“中和”观念的秩序特征

“中和”是《中庸》核心观念之一,在汉代经学中,“中和”观念的内涵从两个方向展开,其一是天道论的方向,汉儒董仲舒通过天道运行规律构建出以“中和”为终极标准的天道秩序;其二是礼乐论的方向,通过礼乐对人性的教化,最终达到以“中和”为理想的政治秩序。由此,在汉代,“中和”指向一个贯穿天人的宇宙终极秩序。不过,这一“中和”观念始终具有客观化与外在化的倾向,与宋明理学以主体道德的完成而实现的天人合一之“中和”境界具有主客观的差别。

传统政治文化建构政治秩序的内在逻辑

传统政治文化对当前以及未来政治秩序的形成与变迁有着重要影响。传统政治文化孕育了共同的意义体系和伦理规范,建构了社会同一性,奠定了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赋予中央以内在的权威性,同时通过“家”与“国”的密切联结,培育了对中央的信任感和亲和感。传统政治文化建构了权力本善的政治认知,赋予公权力执行者以“贤”与“能”的角色期望,形塑了对公权力及其执行者的政治信任。这些因素塑造了特定的政治价值、情感、评价,生成了特定的政治认同,是促成和维系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

多元与一致:新加坡政党聚合下的政治秩序

新加坡的国家治理绩效较为显著,城市国家的情境既为新加坡治国理政提供了便利,也为其多元社会增添了复杂性。作为多元融合的前殖民地、东西交汇的后发国家以及繁荣稳定的海岛城邦,新加坡被客观环境赋予了难以回避的社会多元性,但其历史脉络与现实所需又对共同体的政治秩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最终形塑了新加坡公共生活中多元与一致动态平衡的政治秩序。随着多元性的政治秩序化,政治秩序内部也形成了涵盖价值理念、制度运转、具体操作在内的三重张力,而弥合张力的关键在于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人民行动党在价值引领、组织嵌入、人事工作等常态化领域坚持对多元社会的聚合,以机制创新对整体工作部署进行补充,将多元社会统合进稳健的政治秩序之中,同时对政治秩序注入了保护多元性的价值规范。新加坡政治秩序的巩固、完善与维护,对人民行动党的政党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包括超然于多元社会生活与整合政治系统的“政治势能”,和推动多元性有序运转与促进政治秩序对多元价值进行吸纳的“治理动能”。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势能”具有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其“治理动能”体现为强大的“决策与执行”能力和持续的“学习与调试”能力。“政治势能”与“治理动能”持续转换、相互加强,最终支撑起强能力的政党来聚合有张力的政治秩序。

刍议亨廷顿的政治秩序论

亨廷顿立足于实际发生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舞台上的现状,针对正统现代化论和现代化修正论这两种理论,提出了第三派学说,即强大政府论,或称政治秩序论。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会导致不稳定,城乡差距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不平等会导致动乱等。亨廷顿指出,欲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府,建构具有吸纳能力的政治体系,缔造强有力的政党,加强政治改革等。

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铸牢中国共产党政治价值信仰的伦理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关键作用,强调要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政治价值自觉和坚定的政治价值信仰。政治价值作为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是政治生活的价值基础;政治价值信仰作为政治价值体系的三大观念层次之一,是政治价值自觉的载体,更是政治价值体系的核心和灵魂。政治价值信仰包括政治合法性信仰、政治目标信仰和政治秩序信仰,作为建立在内在认同基础上的一种内生动力和约束,具有自律性。加强政治伦理建设,铸牢政治价值信仰,有利于一体推进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进而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简论亨廷顿“政治秩序”的内在矛盾

亨廷顿的“政治秩序”理论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体现为稳定与自由的矛盾、发达与发展的矛盾、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循环与进化的矛盾。亨廷顿“政治秩序”内在矛盾的形成主要有基础理论和分析方法两个方面的原因。

大一统与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钱穆历史思维的理论启示

学界对于大一统的重思,应当注重其在现代语境中生成的争议性、复杂性和基源性。处于现代中国转型期的大一统问题,长期以来被学人置于专制主义进路中加以批判和解构,由此在历史认知上为通向政治实践抉择提供起始条件。对大一统的常见讨论,或者聚焦于秦汉以来两千年政治传统,或者注重《春秋》公羊学所代表的经学义理。钱穆强调“一统”和“多统”是中西政治传统的基本差异,主张在通史基础上透过历史政治传统的实践性阐释来揭示大一统的系统涵义。钱穆的研究揭示出,秦汉以前与之后两大时期历史代表了大一统的两个形态,各自包含国家形态与政教机制两个层面。文化地理、经济生活方式透过族群聚合而形成的国族认同表现出强韧的传统延续性,而政制文教在因承维系中又深具调适弹性。道统相对于治统、礼治相对于尚法、封建分权相对于郡县集权、经义相对于法术、正统相对于偏离,在一系列争持中衍生出富有活力的张力结构,内在驱动着大一统体系的辩证宪制逻辑。中国文明透过“统”与大一统所开立的基源,不仅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指向文明演进的起始和趋向,也在秩序建构的维度上揭示出国家形态与政教体制的机理。大一统作为规范理论所包涵的超越性和天下性,为反思世界政治的文明前景提供了更富生机的进路。

政治理念的秩序引导功能及其在转型期中国的定位

政治理念以其影响政治主体的心理价值取向,从而规范着政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的内容与性质;规定着秩序生长的方向、影响政治控制的方式;关联着秩序实现的状态等方面而在政治生活中起着秩序导向功能。人民性、开放性和灵活性是正确发挥政治理念秩序导向功能的内在价值原则。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健康运行与维持的理念问题是要在政治实体方面践行"和谐"政治理念,在政治制度层面坚持"正义"政治理念,在政治控制维度贯彻"合法性"政治理念。